史学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研究者逐渐注意那些在历史上不很“彰显”的人物和重要人物不很“重要”的方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曾琦向来研究的人较少，即使有研究者涉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较重，属于前者；研究系的领军人物梁启超虽不乏研究者，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其戊戌至五四时期的活动，“五四”后则多强调其学术而少注意其政治方面，即使注意其政治方面，也是偏重在“五四”后期，而对其在北伐前后的活动语焉不详①，属于后者。至于在民国政治生态中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势力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和曾琦之间的关系，就少有研究者注意了②。然而，通过爬梳相关史料，笔者发现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的关系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而且涉及相互间人事关系的分合，值得深入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两者间有关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关系只能另文探讨，本文着重考察后者。大致而论，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与梁启超系在“五四”至北伐前后经历了曾琦接近梁启超系，曾琦对梁启超失望之余而将目光转向青年一代，曾琦在留欧及归国后不再认同梁启超以及在国共两党压力下又不得不与梁启超再议携手的分合历程。本文主旨要在通过对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人事关系的分合历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考察，一方面厘清两者关系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揭示192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第三势力的起源困境及其式微因缘。 一、接近“梁系”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的影响最为突出。并且，其影响大多通过报刊、图书等现代传媒传播③。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和那一时代其他人物一样，主要受梁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李璜曾经谈到：“任公先生可以说是新知的启蒙运动者，其在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受其启发，而对于为学立志乃有了新的境界。”④可为旁证。具体到曾琦，1905年他在广西宁明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读过在广西陆军测绘学堂读书的长兄昭玙携回的梁启超所著《中国魂》一书，并由此产生国家思想⑤。据蒋维乔日记，《中国魂》“实则《清议报》《新民丛报》中之论说杂凑而成”⑥，可见曾琦所读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选本。不过，1907年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曾琦由宁明州赴桂林，在桂林中学堂读书半年，其间得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全份⑦。众所周知，《新民丛报》乃型塑当时青年国家思想的重要文本，故曾琦所说其国家思想源于梁启超所著的《中国魂》应为实录。 同时，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也是宣传革命的温床。因此，曾琦受到影响，此时也产生革命思想。不过，曾琦此时的革命思想也受到章太炎主编《民报》的很大影响⑧。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活动频繁爆发，曾琦受其影响，1909年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以后，不仅革命思想更甚，而且与四川地区的同盟会联系紧密，积极参与四川当地的革命活动⑨。从此，曾琦的人生选择徘徊在“读书”与“革命”之间。 曾琦参与革命活动，其目的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事与愿违。民国肇建，他不仅“对当时党人之骄纵，自居贵族，极不谓然”，并峻拒出仕，且“日为文批评当局之所为”，益遭当局疑忌⑩。政治既不可为，曾琦只有继续求学。1913年春，曾琦续入四川法政学校。适易长风潮起，他不得不与同学熊仁山、易志高等另入共和大学。秋季，“二次革命”爆发，曾琦赴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的反袁运动，失败后亡命绕道潜回乡居(11)。这时，家人欲以婚姻束缚曾琦，使其不至冒险再为革命。但曾琦认为，“不读书即革命”，不受儿女私情之累(12)。因此，1914年春，曾琦在二兄的资助下，准备留学法国。因阻于欧战，又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已为袁世凯所解散(13)，他于是就学上海震旦学院。 在震旦年余，曾琦仍时时支助革命党人，难以忘情革命(14)。据李璜回忆，当时曾琦“早夜与同窗年少，谈论国事不绝”“成绩既不佳，弃去北游，请益于章太炎与梁启超两先生，两先生皆以国士目之”(15)。李璜回忆的后半部分应有误。沈云龙先生指出，这次曾琦与梁启超并没有见面，只因通讯而产生师生关系(16)。虽然如此，这并不能稍减曾琦对章、梁的心仪之情。张梦九注意到，在日本三年，曾琦与他衡论民国人事，“文化人物只佩服梁任公、章太炎”(17)。但左舜生指出，曾琦心仪梁启超与章太炎实是梁、章谈政治或革命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方面，甚至章太炎讲学的精微处，他也不太能理会(18)。揆诸前文所述，左舜生所说乃是实情。 撇开章太炎不论，专就梁启超而言，曾琦这时实有由同情革命党转变为接近梁启超的倾向。转变的关键在于梁启超及其所主导的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1915年5月底，曾琦陪二兄昭琪由川进京向平政院申诉(19)，适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且欲帝制自为，并冀以爵禄羁縻天下英豪，他深感士大夫无耻。恰值此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云南，反对袁氏变更国体，曾琦由此觉得“正气尚存，人心未死，天下事犹有可为”(20)，对梁启超心仪之感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