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2－0089－08 太平天国打江山，清政府全力保江山，双方势不两立。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中，军饷供应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事关军心是否稳定、能否继续支撑战事，涉及社会经济政策、吏治、军纪等，对战局走势影响甚巨。关于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学界以往论著已有不同程度论述，但不够系统全面，某些史实未纳入研究视野，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解读也存有争议，仍留有较大研究余地。本文尝试就太平天国筹饷的基本脉络及相关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考察，希望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金田团营时，起义者一概实行军事编制，上缴所有私财，统一供应食物。随着汇集金田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逐渐不敷供应，只好概行食粥。张钊、田芳等天地会武装遂退出团营，又在浔江沿线劫掠钱财。一些上帝会成员也产生动摇，欲前去入伙。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名义及时出面制止，告诫众人修好练正，从而稳定了队伍。事见太平天国刊刻的《天情道理书》及《天兄圣旨》卷二。面对清军的重兵围剿，太平军避实就虚流动作战，数次在接济断绝的险境下跳出包围圈。清广西按察使姚莹分析说：“窃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旺，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①永安(今蒙山)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城池，破城后缴获战利品自此成为补充给养的重要渠道。为整肃军纪，洪秀全在永安下令：“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天朝圣库，违者议罪。”②进军湖南长沙时，他重申这一禁令，宣布“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③。武昌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省城。据陈徽言《武昌纪事》记载，太平军在武昌起获约100万两库银；一月后弃城蔽江而下时，谷米不能悉载而去，“犹余数百石”。另据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军仅装载金银、缯布、器械、米盐的船只就多达百艘。 定都天京(时称江宁，今南京)并攻占镇江、扬州后，太平军又相继发兵北伐、西征。西征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奔袭毗连六省的清江南大营粮饷基地江西，并相机在上游筹措粮食接济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将西征作为军事重点，着力开辟上游疆土以屏蔽天京，由翼王石达开亲赴安庆主持战事。筹措军饷依然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再就是绅民进贡。例如，太平军进占扬州后，“先至各衙署搜库币”，“嗣出伪示，令民进贡”④。围攻南昌期间，南昌、新建两邑民人“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太平军军纪严明，“不淫杀，不剽劫，乡村进贡人迎接”⑤。 可是，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是一次性的；民众进贡是表示归顺之举，也不可能保持常态。这使得太平军筹饷带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随着定都后结束流动作战状态、不断开拓疆域，特别是随着军队不断扩充，太平天国亟须拿出可靠、稳定的筹饷之策。 江南是清政府所倚重的财赋之区。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以及江北扬州都是商贸中心，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工商辐辏；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虽积弊甚深呈现颓势，但利税仍较可观。太平军每至一地，辄规劝四民各安恒业。在攻克江宁前四天便颁布过一份安民告示，强调“士农工商各力其业”⑥。从字面上看，太平天国是鼓励私人从事工商业的，其实不然。当时，双方交战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争夺。清政府为收复失地，调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受战争状态所迫，太平天国在所占城市均实行军事化管理，取缔私人工商活动，严禁人员自由出入。以江宁即天京为例，该城始终处于戒严和战备状态，取消家庭，对全城军民按性别实行军事编制，以每馆25人为基本单位，逐月登记、清点人口，进出城须持印凭，稽查甚严，以防范清方奸细。人们日常所需实行供给制；城内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分食品、日用品、服饰、兵器、火药、建筑、印刷等大类，“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⑦。但随着逃者日众和物资减少，这些官营手工工场渐趋式微。后期在苏杭等城，同样实施戒严，导致商旅裹足。为缓解物资匮乏问题，1854年间，天京一度在城内北门桥开设官营店铺，名曰“五市”，但未及两月俱闭歇。后来改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出入城门，俱有火烙印牌，无者即作奸细论……街内巡查极多”⑧，仍实行严格控制。于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大小城市均变相成为军营，丧失了原先作为商贸中心的功能。当时到过太平天国控制区的不少西方人都指出了这一特征。这意味着太平天国尽管占据了国内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城市自身在筹饷上几乎不起作用。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攻占新地盘开辟新饷源，二是依靠所掌控版图内的乡村。后期进军苏南新辟苏福省不久，幼主洪天贵福特意下诏，褒扬忠王李秀成“开疆裕国建奇功”、“又善筹谋库币充”，宣称“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⑨。所谓“又善筹谋库币充”，除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外，主要指设立乡官着手征收田赋。相比而言，后者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早年举兵出广西沿长江东进时，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定都不久，太平天国颁布《待百姓条例》，其要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⑩。此令一出，民间哗然，无法推行。太平天国随后又颁布主旨相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实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该文献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试图按照理想中的远古大同模式来重塑中国社会，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同时又将小农生活理想化、绝对化。今之学者一致认为该文献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细究起来，该文献的空想性首先表现在所提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筹饷问题，而筹饷是太平天国当务之急。1854年夏，天京城因上游米谷不继，被迫削减口粮配额，令人一概食粥。于是，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理想或空想回归现实，急寻筹饷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