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对华观及对华政策变迁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曾经处于华夷秩序中的日本何以敢于发动甲午战争？所谓的“泱泱大国”中国为何惨败？战后日本缘何以蛇吞象地不断推行侵华政策？对此，部分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①但从日本对华观入手进行的探讨尚显不足。② 事实上，观念构建利益，利益驱动行动，日本的对华观与侵华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如果不认真解析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状况，就难以从思想认识层面深入解读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原因。随着日本各大报纸、从军日志、报刊杂志及政论意见书等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挖掘，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知识界与普通民众对华观的转变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深入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成为可能。 一、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转换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层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等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发较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③然而，近代“西学东至”与“西力东渐”动摇了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本得知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西夷”英法打败，举国惊愕之余不但较为彻底地抛弃了“慕华观”，而且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以为警训。④旨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和魂洋才”也取代了曾长期主导日本文化发展方向的“和魂汉才”成为新时代的流行话语，并迅速上升为治国安邦的战略口号。1868年，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与国内“倒幕”之声四起，导致以儒学为官学维护封建统治的德川幕府覆灭。东亚传统文明的追捧者寿终正寝，西方文明影响日本的时代宣告来临。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明确将学习追赶的对象转向欧美，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并将之纳入国家统治意识形态。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阵容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12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考察，认为西方的经济、教育、文化制度优于东方，⑤赞叹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亦“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日本，促使国民“迅速进步而至同等开化之域”。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日本进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旨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改革。 日本知识界也于明治初年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将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⑦福泽认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阶梯，处于野蛮与半开化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独立，故他宣扬“西洋国是吾国之师”，⑧呼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该书作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精神冲击。此后，“顺文明者昌，逆文明者亡”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⑨ 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西移，势必影响日本对华观生变。日本学界对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观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三种观点颇具代表性。芝原拓自通过对明治维新后至1885年间政府要员、中央五大报纸等相关资料的编辑考察，⑩认为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日本对华观由“仰慕”转为“蔑视”。(11)伊藤之雄则在利用上述史料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自由民权运动中自由党、改进党的机关报等资料，将福泽谕吉、陆羯南分别作为引领近代日本发展方向的两大思想流派“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之代表，并探讨了1868—1893年间日本的对华观，认为日本在出兵台湾后即已形成“蔑华观”，虽然在壬午兵变及甲申政变中遭受了挫折，但1893年春又全面恢复了对华优越感。(12)小松裕则利用戏剧、文学作品、报纸、漫画杂志等资料，着力于考察对华蔑称“猪尾奴”的产生、发展过程，(13)得出甲午战后“蔑华观”在民间定型的结论。(14)上述研究在史料挖掘及观点论证方面均可资借鉴，但前二者之结论令人甚为质疑，后者则因其考察对象囿于对华蔑称，故而留下了拓展与深化余地。在日本已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当时“语境”而被“后见之明”所左右，以甲午战后长期存在的“蔑华观”来臆测甲午战前的对华观，从而使其论述产生了重视“蔑视”大潮、而忽视“畏惧”暗流之弊病，同时对于“蔑视”与“畏惧”的对象又不加细分，致使其叙述难以解释为何在确立所谓“蔑华观”之后依然存在“畏惧”之声的乖戾。 甲午战前日本的对华观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既有“蔑视”又有“畏惧”，但亦非一团乱麻、不可理清。若细加区分辨别即可发现，其“蔑视”对象主要体现于精神文明领域，而“畏惧”则主要体现于物质文明领域。这种精神观与物质观的分裂，是基本贯穿甲午战前日本对华观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