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17－11 近代铁路的建设，资金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之一，借洋债作为一种应对，其出台就是这种客观现实的自然结果，但是“自刘铭传倡借债筑路之议，为众论所尼，借款修路，遂为当时所讳言。故卢汉建议之初，犹以部帑为请，未敢昌言借洋债也。借洋债自津卢、关内外铁路始。”[1](p.4437)邮传部成立后，借债筑路作为一项政策，其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一、邮传部的借债筑路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陈璧任邮尚时，其借债思想处于游移之状态。一方面，他认识到：“其官办之路前因借款时折扣太重，及累年镑亏过巨，以致资本不充，工程迟缓，尤当早图补救，藉善将来。”其补救之策是“息借商款，或仿直隶办法募集公债”，这样，“无合同续借洋债之吃亏，有早日完工获利之成效”[2]。与此同时，陈璧又“拟借外债一千万两，已缮具说帖交各枢臣核阅，其大旨略谓本部……统计需一千万两之谱，非借助外款不足以资挹注”[3]。次年九月，陈璧上《拟借款扩充交通要政片》，指出：“惟是国内官款民款既已供不给求，则借本之说又必须取于国外。”并称：“此次汇丰汇理所借款项正折内声明不索管理权、查账权、用人权，实与自办公债无异，即以利益而言……此项息率即就交通银行所得之六厘官利，计已赚利七毫三丝有零。”[4](p.755)陈璧之所以思想坚定，与京汉赎路有关。 徐世昌早在东三省总督任上时即有借债主张：“非筹借巨款，亟图补救，恐无立足之地。”故拟借外债三四千万两，以发展实业，抵制日俄强邻[5](pp.1830～1833,471～474)。但他反对地方私借外债，要求清廷“照会有约各国嗣后不得与蒙藩自行交涉以合公法”[5](pp.875～882,1123～1124)。到邮传部尚书任上时，论及兴筑云南铁路，因部款支绌，徐世昌奏称：“舍借款外实无他项可提。”[6](p.564)对于四国银行团借款，徐持赞同态度，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民款不足，万难给予商办，若不借外款，将来路事无成，贻误大局”[7]。在力主借债的同时，徐世昌还注意到还债问题，他“以国民皆竭力提倡筹还国债，而政界居最高地位，反无人提倡此举实属有限。日昨与各堂会议，拟将京张、京汉、京津三路盈款提出数成，捐入国债会内，以为政界之倡”[8]。徐世昌主张借外债，但亦不排斥公债。“徐尚书因本部应办路电等政甚多，筹款殊觉不易，仍拟查照奏章，发行公债，以资把(挹)注”[9]。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为应备资政院开议需要，邮传部特拟订借款办路说帖：“本部四政，现惟路政为最繁，然以各国铁路相衡，我国路线之待修者，正复不少，此其故不在路政之不发达，实在财政之不足挹注也。欲救其弊，舍借款办法目前实无良图。从前契约失败，约分两端，一曰伤权，一曰损利，伤权起于抵押，损利起于折扣，是为两害。因抵押侵及用人，而权更伤，因折扣并及购料，而利更损，是两害复成为四害，毋怪上下之惊疑也。苟于契约中去其伤权、损利两弊端，则借款未始救时之策，故借债办法首在慎择所筑之路，尤在慎选用款之人……以现今腹省军政、财政情形揆之，不但设施尚非其时，即筹度亦无从着手，此在办理之有秩序，而缓急操纵则存乎其人矣。”[10]十一月，陕甘总督主张借款修甘肃、新疆铁路，邮传部赞成之[6](pp.804～806)。 盛宣怀赞同借款筑路政策，他说：“借款修路，始于京汉京奉两条干路，如今都是很赚钱的路，于主权毫无损失。”[11](p.205)到宣统三年邮尚任上时，“盛宫保主张借正金银行巨款，并向四国磋商借款一事。吴郁生侍郎及泽公均不甚赞成，惟盛宫保坚以铁路用款不敷，非借债不足接济，况开海清徐铁路虽已开工，而款仍无着，新币铸造亦无的款，倘不借外债，势必使一切要政均置不办。”[12]论及盛宣怀借款筑路的思想渊源，他不仅主张速造铁路，且有国家速富的意图[13](p.156)。而就影响盛宣怀的外在因素言之，一为郑官应，二为马建忠。宣统三年三月，郑官应函盛宣怀道：“窃闻法、俄、英、德、日五国有瓜分中国之议，惟美国出而反对。我政府亟宜借美款，赶筑铁路、多设制造军械厂、聘工师、选将才、练民兵，以御外侮。时势危急，非振兴实业，多设学堂，标本兼治不可。若云借外款之祸烈于兵祸，将如埃及，似是敌人离间之语。恐因循延至瓜裂之时，欲借不能，悔之晚矣。”[14](p.1006)马建忠亦主张借债筑路，“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15](p.21)。且另著《借债以开铁道说》，详加阐述[15](pp.24～29)。郑官应、马建忠二人与盛宣怀的关系开始于中法战争之后，盛经营轮船招商局，以后在企业经营上，他们的关系颇亲密，“由此可以推知马建忠、郑官应等的思想对盛宣怀有影响……换言之，盛宣怀采纳他们的思想而实行”[11](pp.8～9)。 在外债管理方面，邮传部在宣统二年制订有《外债条例》，共分五条：一、严禁抵押。“按以路作抵，路线所至，国权随之，此通论也”。二、严禁折兑。“宜按照欧美市场常息，以平价发行为宗旨”。三、保留伸缩偿期之权。“不确期之债，可以伸缩自由……宜以不确期为宗旨”。四、严禁居间者之垄断。“此后募债，宜以直接或间接发行为宗旨”。五、保留用人购料之权。“宜载明外债事为债务关系，不及其他”。“以上五大原则，实为外债条例之要旨，凡埃及、波斯之所以亡，以其昧于此，瑞典、脑威之所以藉外债成路者，以其明此也。故本部宗旨，(第一)，认非起募外债，分别缓急，筑造全国之路，不足以济危急。(第二)，认非本此原则，迳由本部订立条例，以为募债之标本，不足防流失而杜后患焉。”并附说明书道：“其他细目，即由本部自定，此后即准此标的以为呼召焉。”[16]对于地方借款，邮传部规定“不准以路矿作抵”，并“通咨各省实行”[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