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1－0094－11 “甲寅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思想派别，而主张政治调和，又是前期“甲寅派”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在前期“甲寅派”主要成员眼中，究竟调和的意涵是什么？政治调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其政治调和的思想来自何处？对于这些问题，以往学术界虽然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系统。目前涉及本问题的研究成果，除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郭华清的《宽容与调和——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二书外，比较重要的文章是清华大学郑英春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章士钊〈调和立国论〉再研究》(未刊稿，2004年)。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 一、前期“甲寅派”主要成员①对调和概念的不同理解 什么叫调和？根据目前通行词典的解释，调和一词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配合适当。第二，排解纠纷。第三，妥协、让步(多用于否定)。但如果进一步深入，这一概念又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历时性角度看，调和概念至少有传统和近代两种含义；从共时性角度看，要阐明调和概念，至少要从哲学层面、政治学层面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去把握。而不论从哪一个层面去把握，又都面临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 调和是中国传统语言中一个既有的概念。它由“调”与“和”两个单音字构成。对于何谓“调”，何谓“和”？查金文中有“和”而无“调”，可见“调”字是后来产生的。对调和二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如此解释的：“调，龢也。从言，周声”；“龢，调也。从龠，禾声。”由此可知，“调”与“龢”二字可以互训。而“龢”与“和”(古体为咊)意义并不相同，前者明显与乐器有关，后者则“相应也。从口，禾声”，亦即含有响应的意思。 由上可知，在东汉以前，调与和都含有调和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调和一词出现很晚。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的先秦两汉文献中，至少在《管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盐铁论》、《史记》、《论衡》、《汉书》、《白虎通义》、《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六韬》等17种典籍中出现过调和一词，达56次之多。其中调和自然(包括阴阳、寒暑、风雨、五行等)者最多，为21处，调和身心者9处，调和饮食者7处，调和人事6处，调和音乐者4处，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者2处，调和器物者2处，调和万物者1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调和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上述七种含义。 在上述诸种含义中，各种调和的主体和对象不同。就主体而言，调和器物者，为使用该器物之人；调和身心及人与自然关系者，主要是医师；调和饮食和音乐者，主要是厨师和乐师；调和人事与国事者，是政治家；调和自然者，就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家；至于调和万物者，恐非圣人莫属。就调和对象而言，既然是调和，那么其对象至少有两个，比如阴阳、弓矢、上下、人气、心意(志)、刚柔等等，当然调和绝不仅限于二元之间的调和，如调和音乐，就至少包含一种乐器上五音之间的调和及诸种乐器间的谐和两种意义。又如调和饮食，也包括对五味的调和及诸种食品的搭配两种意义。至于调和万物，其对象更是不言而喻。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的文献中，“调和阴阳”这一提法之所以频频出现，与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影响一直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以后，中文文献中与调和连用最多的是人事而非阴阳。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中调和一词至少出现过15次，与阴阳连用的只有1次，其他多与人事、乐律、饮食等连用。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般社会心理、思想意识到理论学说都在发生或快或慢、或深或浅的变化，但就调和一词而言，相当一段时间内，该词汇在使用上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意义。首先对调和一词加以重新解释，并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到目前为止，基本可以确定为前期“甲寅派”。对此，章士钊自己说过：“调和二字，随俗滥用，学士大夫不肯言之。愚为《甲寅》，初明是理。拟署调和立国论，同社诸子，力以有妨文品相争，愚强用焉。”[1]由此看来，对章士钊“调和立国”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甲寅杂志社的同仁是有不同看法的。 事实上，当时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刘叔雅等人，并没有专门讨论过政治调和的问题，只有前期“甲寅派”的主将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认同章士钊的这一主张。李大钊曾一再指出：“自政力失轨，冲突轧轹之象日烈。深识之士，乃创为调和立国之论，意在申明政力向背之理，冀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驰于极端，徇其好同恶异之倾性，任其禁异存同之妄举，以致反动相寻，终于两败而俱瘁，国家亦因之蒙莫大之患，甚非政治之佳象也。此等立说之本意，乃在望异派殊途之各个分子深信此理之不可或违，而由忠怨之道自范于如分之域，仍本其政治信念以进，非在使一部分人超然以弃其所确信，专执调和之役，徘徊瞻顾于二者之间也。”[2]499“往者章秋桐先生在《甲寅》杂志倡‘调和’之义，意在析陈政力向背之理，俾政治当局自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也。”[3]549高一涵也说：“曩者袁氏当道，权归一尊，民意抑塞，苦无发抒之机会，故调和论出，海内乃啧啧称道之。”[4]由此看来，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不仅得到了李大钊、高一涵的认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