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1-0025-05 清代盐政纷繁复杂，尤以两淮为最。清前期，两淮盐政实施纲法制度，后因困难重重，经陶澍与陆建瀛分别在淮北与淮南推行票法，两淮盐政为之一新①。太平天国事起，两淮盐区饱受战乱之苦，盐业生产与销售陷入瘫痪。当时两淮盐政所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最重要的销售区域两湖地区受到四川产盐区的侵夺；二、两淮原有盐商经战争打击已无力承运盐业销售；三、盐政运销受到军队插手，弊端重重。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为求得税源稳定，针对以上局面大加整顿：力图收复川盐济楚失地、在淮南实施保价整轮，以及废除“饷盐”。这一改革，承前启后，是晚清盐政史上的重要环节，也成为梳理两淮盐政改革脉络的基石。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陶文毅公(作者注：指陶澍)淮北改票，而盐法一变，北鹾畅行，而南盐疲敝日甚。陆沔阳(作者注：指陆建瀛)淮南改票，而盐法又一变。发捻苗练之事起，川粤潞私充斥，大湖南北皖军饷盐为害尤甚。自江路肃清，商灶复业，时曾文正公(作者注：指曾国藩)设总栈，置岸局整轮章程，定牌价，盐法至是一新，而淮运乃大畅。惟请引多，势且不给，李文忠公(作者注：指李鸿章)定以循环给运，而纲法与票法乃互相维持于不敝。今之行者，皆曾文正公手订章程也。”②本文即欲就此作一分析，以加深对曾国藩及清代盐政的认识。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清朝食盐分区销售，各地所产食盐，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引地。盐销区一经确立，产区与销区之间便形成固定关系，被签选且已认引的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在规定的引地内销盐，一旦越界，即为违法私盐。两湖例食淮盐，但川楚相连，川私入楚颇具优势。太平天国起义后，两淮盐区受到巨大冲击，“川盐济楚”顺理成章地推广开来③。“川盐济楚”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导致两淮失去了两湖(其中尤以湖北为重要)广阔的销售市场，每年直接减少税收近百万两。出于区域利益的考虑，曾国藩决定努力打破这一损害两淮盐政利益的格局。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前夕，两江总督曾国藩便开始着手准备恢复湖北市场。他特意制定《淮盐运楚章程》，要求对于这种“夺我淮引之地”的川盐，每斤特别加征8文税钱，其中以5文归两淮盐政，以3文归鄂湘督抚，以求争取两湖方面的支持④。次年，长江中下游航线打通，曾国藩又于筹办淮盐折内奏陈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条，“意在重税邻私、量减淮厘，俾邻本重而淮本轻”⑤。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毕竟楚岸私盐处处可通，川盐随流下驶，淮盐在两湖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曾国藩的计划受挫⑥。 延至同治七年十月，曾国藩再次上奏，称楚省本系淮南引地，定额最多，销盐最广，从前淮纲盛时，岁征各岸课银，居天下盐厂之首，其征诸江苏的不及十分之一，征诸江西、安徽的不过十分之三，征诸两湖者则居十分之六，“是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转移”。川盐济楚原属权宜之计，近年来，淮商屡以收复楚岸为请，只因引地被占十余年，行之既习以为常，禁之未免太骤，故只是暂令将邻盐厘税稍加增重。“原冀川私本重而日衰，淮盐渐进而日旺”，不料四川盐贩巧于趋避，百计逃税逃厘，常常是运两引之盐，仅完一引之税。而湖北方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推原其故，总由鄂省利食川盐，虽有掣验之名，而明让斤两，以致“川贩成本太轻，来源愈旺”，“川鄂官商，几忘引地之应属何省”。曾国藩逐一列举淮盐受害于川盐的情况，认为从运道、盐色、筹运及销路四个方面来看，都是川盐胜于淮盐。淮盐有此四害，“何与川敌”？川盐一日至楚，则淮盐一日无畅销之望。有舆论认为，如果川盐停止济楚，会对川省盐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殊不知淮南盐场，围绕着盐业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人员不下数百万户，“比之川省业盐者何止数倍？”他认为，盐区划分乃“大经大法，一成而不可易”，如不能乘军务告竣而力图规复，“则二百余年之宪典自臣而隳”，“敛一时之怨”，败坏成法，“贻后世之讥”⑦。 不过，户部的意见倒是相对中立：川盐济楚牵涉到两淮、两湖及四川三方利益，虽然曾国藩的诉求确系实情，目前亦只能由各方统筹兼顾，才能取得满意效果⑧。果然，曾国藩的提议受到湖北当局抵制。同治八年，湖广总督李鸿章明确表示“川盐行楚未可遽禁”。他表示，自己在同治四、五年间署两江总督任内，亦曾主张恢复湖北引地。但如今到任两湖，通过调查研究却发现，完全恢复旧制将会对湖北食盐造成毁灭性打击。当然，为维护两淮盐区利益，他建议派员在荆州沙市设局配销，暂定川盐八成，淮盐二成，以期逐步恢复原来的销售格局⑨。户部表示，李鸿章的提议合情合理，且“在楚言楚，不得不设法迁就”⑩。与此同时，四川总督吴棠也表示，既然李鸿章已有“八二配售”之议，不妨暂行(11)。 “八二配销”方案暂时得到各方的接受，但实施不到两年，当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后，他立即发现，设局配销的淮盐根本不能销足二成。湖北九年分所销淮盐仅7万余引，相较川盐销数不及1/3，“喧宾夺主，莫此为甚。”加上川盐每引斤数要大于淮盐斤数，“名为淮占二成，实不及一成。”因此他建议，“纵不能全禁川私入楚，亦当使淮多于川”，或者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成而川三成，“川虽极多亦不得满四成”。他还强调，楚岸之公平，“但在楚督一心之转移，一心向川则川销旺，而众商有恃矣。分心向淮则淮销旺，而众商亦有恃矣”。为减少湖北方面的阻力，曾国藩甚至表示，可以由两淮当局支付湖北因改行淮盐而减少的收入(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