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男(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北京 100034

原文出处:
满语研究

内容提要:

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价值独特,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满文档案编译工作历经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清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回顾与思考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状况,有助于今后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满文专业人才培养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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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1)02-0037-10

      满文档案是清朝各级官署及官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以满文书写的公文或记录的总称。这些满文档案遭逢诸多人为或自然灾害,历经沧桑,虽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但其存世数量仍很巨大。迄今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盛京内务府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归化城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布特哈总管等地方衙门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通史、民族史、地方史、八旗制度、满语文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国内外通晓满文者极其有限,能够直接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满文档案工作者既要整理编目,又要翻译出版。纵观历史,近代意义上的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应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走过了将近百年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仅回顾中国大陆清代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情况,按其发展进程,可分为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1916-1948年的起步阶段

      满文档案在清代作为当朝的公文档案,一般都保存在皇宫及官署的档案库房,严加管理,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非相关人员无法接触和阅览。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才被逐渐发现,由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接收保管,进行整理编目,向学界提供利用。同时,也开始翻译出版。

      1916年,时任奉天地方官的清末进士金梁有机会接触到崇谟阁所藏乾隆年间重抄《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而后开始聘用懂满汉文者10余人翻译《加圈点老档》。经过两年时间,至1918年下旬,翻译完《加圈点字档》。随后从中择要摘录,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分上下两册,1924年出版。1933年重印时,对译文稍作增减,改名《满洲秘档》,不再分册。另外,自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间,又将部分译稿冠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故宫周刊》第245期至459期。金梁先生可谓近代主持翻译满文档案的第一人,其译著成为中国满文档案汉译作品的开山之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标志中国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开始起步。

      1924年,冯玉祥将军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年3月,文献部改称文献馆,并与图书馆分离,成为故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31年初文献馆工作人员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满文老档》原本37册及其抄本,于是制订《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开始整理,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然而这一《满文老档》原本整理、翻译和研究计划,因时局动荡而未能付诸实施。

      1935年5月,文献馆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该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枚满文木牌照片,以“叙录”为题,对满文木牌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并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最后还以附录的形式刊登了《满文老档》的照片2幅、《无圈点字书》的照片4幅。满文木牌是以木牌为书写材料形成的公文档案的总称。清入关前,因纸张紧缺,不得不就地取材,削木为牌,记事归档。木牌形状各异,有的削成薄片,两面书写;有的削成长方体,四面书写。其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木牌的一端,一般均有小孔,以供贯绳之用。记载的内容十分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称和书写的时间,只简明扼要地记事。木牌书写用的文字具有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老满文,也有新满文,主要反映了崇德元年(1636)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进关攻略明军的战况和俘获物品等情况。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虽然篇幅较少,16开本,共计56页,但在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方式上开创了新的形式,这种既有满文原文,也有汉译文以及必要的考证与注释的编译体例,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自此之后,因遭受战争和时局的动荡,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翻译作品问世。

      从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的角度来讲,在1916年至1948年期间,虽然只有两种翻译作品问世,但毕竟有了起步之举,初步向学界提供了满文档案史料,介绍了满文档案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实属不易。

      二、1949-1978年的积淀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相继进入恢复、建设和发展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也不例外,步入其恢复和建设阶段,全国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随即建设各级档案馆,接管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各项工作。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鲜有举措,唯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一书收录有7件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及随折进呈的4件汉文清单,汉译文约计3000字。该书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译,195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录的满文奏折及其汉文清单内,有盛京将军社图肯等于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间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共9件、盛京礼部侍郎永宁等于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各1件,主要反映当时盛京地区地震灾情以及修缮被地震破坏的盛京城、皇宫、陵寝等处建筑的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编译出版作品问世。尽管如此,就满文档案工作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做了两件具有前瞻性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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