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2-0048-07 一、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叶的澳大利亚华人形象问题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叶，澳洲经历了金矿发现至澳大利亚国家初期建设的过程。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指这段时间内，尤其是结束金矿生活后，在澳大利亚城市与乡村中各行各业谋生的华人男性，本文涉及的女性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华人男性有着密切接触的澳大利亚白人女性，她们中有一部分甚至与华人结为夫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澳大利亚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澳洲华人的著述。他们关注的重心多放在殖民地时期，他们为“白澳政策”辩护，对澳洲华人恶意中伤，竭力散布“黄祸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界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根本谈不上对澳大利亚华人形象问题的认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调整引起了战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是否应当推行“白澳政策”的大辩论。一些澳大利亚史学家开始在论述中肯定华人对开拓和建设澳大利亚所作出的贡献。1966年，“白澳政策”正式废除，1972年，中澳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政治环境为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华人提供了有益的氛围，70年代末，澳大利亚出现了研究澳洲华人的热潮，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华人史研究著作问世。澳大利亚的华人形象问题也是在这一时期被重新认识的。国内一部分澳大利亚史研究和华人华侨史学者也对澳大利亚的华人形象问题有所讨论。学界讨论认为，从19世纪中期华人劳工进入澳大利亚以来，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华人在澳大利亚白人眼中具有以下几种形象： 竞争者：这一形象主要体现的是华人与白人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中国人与欧洲人最初发生冲突是在金矿。1854年之前金矿事业最初的四年内，华人很受欢迎，然而“人数来得太多太快，与同时期大批到来的欧洲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形势急转直下”[1](p73)。欧洲人万里迢迢来到澳大利亚的目的便是淘金，随着1854年后矿场上的浅层金矿渐渐被开采完，许多矿区被丢弃成为废墟。中国人虽然缺乏技术，工具简陋，但是靠着吃苦耐劳与锲而不舍却在这样的废墟上重新发掘出丰富的矿脉。因此白人眼红华人的成功，既嫉妒又轻蔑地称华人为“挖渣滓的家伙”或者“跟踪者”。另外，华工的所得报酬远比白人要低，但他们“温顺、耐心和兢兢业业”这更增加了白人劳工阶级的不满[2](pp.5～7)。在“淘金热”中，华人因手中的财富可观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在“淘金热”后，当许多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则迅速转行，大量进入城市。在诸多行业中，他们以机敏、廉价和高效而受到白人雇主和顾客的青睐，并对白人同行构成了威胁。 入侵者：这一形象体现的是澳大利亚人国家意识形成时期逐步增强的仇华心理。19世纪末以前，澳大利亚就担心中国会由于英国的干涉，而“重新觉悟”，进而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3](pp.7，21～22)。1887年，清政府派总兵王荣以查访华民商务的名义，赴澳大利亚考察侨情，更是引起澳洲白人对中国威胁的激烈讨论，有人怀疑这些官员是来考查澳大利亚这一片土地是否适合大批的中国移民的，“黄祸论”顿起。当时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以前的华人是自发来澳大利亚的，以后清政府可能会积极鼓励它的臣民向海外移民[4](pp.4～5)。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同时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白人殖民者分析：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澳大利亚，白人大有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5](p.84)。另外，由于当时的来澳华工大多没有携带妻眷，而在19世纪中期，新南威尔士等地的白人男女比例也大概在2：1左右，直到20世纪初性别比才逐渐达到平衡，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妇女仅占2～4%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 低劣败坏的有色人种：这一形象体现的是白澳思想盛行时，白人与黄皮肤华人的种族主义矛盾。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澳大利亚的传播，白澳思想形成。其核心就是人种的不平等和白人的种族优越论。此论认为：人类并不同出一源，白人和有色人种各有自己的祖先。有色人种是天生的劣等种族，他们被开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一个种族在精神、行为各方面的本质，如同这个种族在身体上的特征一样，是生来具有的，不可改变的[6](p.68)。加之当时到澳洲的中国劳工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不高，他们当中也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语言的隔阂，东西风俗习惯不同，都影响了中西方的相互理解。华人成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人的爬行动物，泡在鸦片里，邪恶、无知和迷信使自己不断退化，自由文明种族的子孙只要碰他一下就会受到污染”。他们认为华人利用鸦片和花哨的玩物勾引无知的善良的“爱尔兰女孩”，或是原本就很“堕落的妇人”，让她们和自己一起沉溺在肮脏、诡异的烟雾中[7](pp.4～5)。 学界对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澳洲华人形象的讨论大致给我们勾勒出了这一时期白人心目中的华人面孔。三种形象是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其中展示的华人脸谱互有交叉相互联系，为我们了解这段时间内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社会处境以及白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线索。但是不难发现，这些讨论考查的是白人男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男性对于华人的认识，这三种形象体现的也是他们与华人之间文化、经济利益、种族矛盾。白人女性的声音被隐匿了。尽管在对华人的形象的后两种表述中，我们看到了白人女性，但是她们却只是被表达的客体。白人男性将华人以入侵者形象展现的时候，白人女性只是维持白人血统的生育工具；而当华人以“低劣”的有色人种面貌被展现的时候，与华人“厮混”在一起的白人女性则被勾勒成“被勾引”的“无知的爱尔兰女孩”或是“原本就堕落的妇人”，在这样的表述中，白人女性天真无知甚至有些愚蠢，她们缺乏理性的判断力，被动地与华人在一起，这样的关系中没有正常的选择、情感，只有褊狭的虚假和诱骗，她们还被定义成是白人世界中的“二等公民”爱尔兰裔，甚至是本来就品德不端、游手好闲的女子，仿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甘受华人的蒙蔽。既然如此，白人女性的想法与声音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过滤和磨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