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

——以邹容、秦力山、孙中山、朱执信四篇著述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哲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是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形成相联系的。1903-1906年,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最为关键的四年,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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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2)01-104-113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百年来一直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整体风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长久的影响力,是与引导这场革命的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从指导思想上规范了这场革命的进程,使之能够获得这样重大的成果,具有这么长久的影响力。因此,深入了解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形成及其引导作用,是深入理解这场革命的一大关键。

      一、超越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

      “革命”一词及由之而形成的革命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东西。中国古代革命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易传》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长期以来被视为这一观念的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天命所授予的国家政治权力由原来的统治者向新的统治者的转移。这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就表现为改朝换代。商汤王取代夏桀王,周武王战胜商纣王,既顺乎天命又应乎人心,集中体现了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国家政治权力转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中国古代革命的典范。这种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几千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代仍然如此。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对革命动员工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些下层知识分子,正是基于这一观念的激发,投身反清革命;而一些革命派思想家,也往往利用这一观念鼓吹革命,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说,孙中山在发动反清革命之初,亦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实际行动的:“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称。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1]13

      但是,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毕竟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所表达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在专制制度下转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体到当时的反清革命,所凸显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由满族统治者转移到汉族统治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这一革命观念虽然能对民众投身反清革命起动员作用,但却跳不出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朝换代,跳不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治乱循环,不能给予中国人以新的理想与新的希望,不能适应20世纪的世界潮流与中国需要。正是这样,超越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实现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形成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革命派思想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思想探索。

      这一思想探索工作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进行的,上起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于1900年失败之后,下止武昌起义于1911年爆发之前,这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准备时期。而在这十年中,1903-1906年对于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最为关键。短短四年的时间,由于中国革命派思想家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得以与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伴随而迅速形成,实现了中国革命观念由古而今的大飞跃。

      在1903-1906年的中国革命观念剧变之中,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从这四篇著述的标题看,能够直观地发现其间的一个共同点,即其中都有“革命”一词,鲜明地标示出这些著述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直接联系。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二、《革命军》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初步提出

      1903年,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年份。在这一年以前,革命思想主要在海外华人及留学生中传播;而在这一年中,革命思潮则在中国内地迅猛崛起。活跃于上海的革命派思想家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成为革命思潮的主要推动者。章太炎的名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名著《革命军》,章士钊主笔的《苏报》对革命思想的大力宣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都是1903年中国思想世界激动人心的篇章。当时的参与者,有感于斯,高度评价说:“呜呼!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倘海内应和者能愈接愈厉,岂非我中国得见天日之日正不在远?”[2]然而,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更为重要的转折,则在于革命观念由古而今的历史性转变:革命派思想家开始从鼓吹传统的“汤武革命”转向强调欧美的“近世革命”。当时就有人指出:“今者欧化东渐,民权自由之说,人群进化之理,日充积于青年之脑筋……如火之燎原,水之溃堤,岂一手一足所能阻遏哉!”[3]而最能够代表中国革命观念这一转变的,当推邹容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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