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

作 者:

作者简介:
喜饶尼玛(1955-),男,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文化,北京 100081;塔娜,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12年7月,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定川边藏乱,维护国家主权,功不可没。正当尹军以破竹之势直捣拉萨时,英帝国主义百般阻挠,袁世凯政府委曲求全,最终致使西征功败垂成。西征中缀后,驻守川边的尹昌衡仍忠心报国,屡次击退来犯之敌,给西藏分裂势力和英帝国主义以震慑。尹昌衡西征一方面促成了和解西藏问题的会谈(尽管这一会谈最后演变成丧权辱国的中英藏三方会谈——西姆拉会议),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实施,一度成为阻止“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西姆拉会议”的召开地、内容、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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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2)01-0017-07

      一、尹昌衡西征

      1912年民国初建,全国22省纷纷高举“独立”大旗脱离清王朝,一时间军阀林立,政局动荡。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英国,认为这是一次使西藏成为“保卫英属印度安全‘战略缓冲区’”[1]的最佳时机,于是极力支持出走在大吉岭的十三世达赖,唆使十三世达赖发动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继而,西藏地方的民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2](P9)。1912年,藏事岌岌可危,川省总督尹昌衡闻警发指,自愿出征。尹昌衡多次①电陈中央政府,“肯速发兵,否则千万汉族生灵,死在眉睫”,“前藏若失,边地势危”,“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3](P53)。最终,袁世凯政府批复了尹昌衡西征的请愿,令尹昌衡率军2500人于1912年7月向川边挺进。

      尹昌衡挂帅西征前夕,发表了著名的《告边藏番人书》和《西征别川人书》,以示其忠贞报国之宏愿,“本都督承大总统之威灵,受七千万之推寄,定大乱于指顾”,“以镇藩服,而雪国耻,此即昌衡竭忠尽瘁之秋也”[3](P57)。尹昌衡自愿请缨西征、为国戍边之壮举,得到了川边父老乡亲的极大拥护,包括郭沫若、李劼人等不少词人墨客纷纷作歌吟诗赠别。西征军出征之际,成都各界群众在武侯祠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父老子弟皆扬旗鼓欢呼,聚数万众,无不踊跃,虽女子亦联袂歌出西征曲”[4](P6),场面极为臻盛。

      尹昌衡起兵出关时,“因川乱甫息,外患聚起,仓促出兵,未遑审顾,以至兵不得练,粮不得备,百务不得整顿”[3](P115),然尹昌衡“盖挺身冒险,急不择也”,一面恩威并施,“慎重以前驱,护教保商,增额减灶”[5](P51);一面又“兵行诡道”,“与敌相遇”“以五千之众,应十万之敌,纵横千里,大小百战,得以无失”[3](P115)。“1912年8月,尹昌衡所率川军不断推进,他向袁世凯政府报告,请准“令稳练沈勇之将,率为前锋,直抵拉萨”,至于其本人,则“当亲统陆防各军以继其后,仍一面派遣喇嘛劝谕,以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崇教之德,察藏胞之情,必使之畏威怀德,倾心内化”。[6](P87)

      自西征以来,尹昌衡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贡觉收复,三岩继定”,“川边全境,指日肃清”[5](P47),仅三个月,就基本平定了川藏动乱。对此,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高度赞扬尹昌衡“此次剿办边番,极为得手”[3](P115)。

      1912年9月,尹昌衡在昌都集结大军“趁藏番溃归之便”,“西进千里,据江达”[7](P126),秣马厉兵,等待号令,做好了随时向拉萨深入之准备。而滇军也进驻察隅等地,准备“一出江达而北,一渡楚褚河而西,不惟形势便利”,“置叛番之死命”,“辑强英之野心”[7](P133)。此时的英帝国主义得知川军、滇军将联合大举挺进前藏,大为恐慌,便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给袁世凯政府施压,强行干涉。软弱无能的袁世凯政府一连“九次”②急电尹昌衡“英人干涉”“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5](P71),并强令尹昌衡停止西征,撤销西征军。

      二、尹昌衡西征的中辍

      尹昌衡西征不久后,英帝国主义横加干涉,公然提出《八一七》备忘录,要求中国终止西征,并威胁“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当以实力助西藏独立”[8](P34)。此时的袁世凯,也因尹昌衡以破竹之势平定藏乱,并在川边驻有重兵,而对英帝国主义的蛮横恐吓,一概回避、推诿、不予正面答复。据当时报刊透露,“九月初袁世凯手书答复要点”,认为“民国因西藏骚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以内,断非他国可容喙”[9](P358)。1912年12月23日,袁世凯政府又义正词严地对英帝国主义的“五点抗议”加以逐条驳回,严正声明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久,关系民国存亡的六国贷款因条件苛刻而决裂,“忽有格利斯浦资本愿慷慨出巨款,然该使团为英国人所组成”[3](P155),急于借款速成的民国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允英人之要求,终止西征。

      西征中辍后,尹昌衡多次③电陈中央政府“昌衡请以生命当其锋”“如以藏事相委”“万死不惜”,“望将外交实况电复,以定大局”[7](P134)。但袁世凯政府都以“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10]为由,强行命令停止西征。对于袁世凯政府撤销西征军一事,尹昌衡虽有悲愤,但仍以大局为重,考虑国家之危难,昌衡“痛悉国艰”“外交棘手,空拳赤手,苦力撑持”[3](P125),实为政府不得已之举。

      在尹昌衡被封为川边镇抚使后,仍运筹帷幄,一面苦心经营川边,化解汉藏矛盾,一面防御藏军,待命疆场随时准备征藏。尹昌衡因“边民言语难通,边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难达”,于是“慎选循吏,严肃官规,实惠乃可及民”[3](P131)。他所到之处宣扬“民国之惠,崇教之旨”,使之“倾心内向”,尹昌衡“以实力经营之时,重在收实益;羁縻笼络之际,重在得民心。循序渐进,始克有成”[11]。一时间,川边呈现军民和谐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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