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2)01-0152-06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地，以农民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反对外来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武装斗争大规模兴起，并且最终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社会各界深感震惊，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闻记者纷纷在隶属于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齐声讨伐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认为基督教传教，特别是新教(也被称作“福音教”)传教对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1](P385)。德国新教传教士反击这种指控，一方面驳斥各种各样的“恶意诽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现身说法，力图揭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 这些传教士如何探讨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其主要观点有哪些？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外交官和商人的立场观点是否有本质的不同？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尚无专门论述，本文试作初步探索。 一、德国媒体对基督教新教传教的指控 率先在德国对基督教新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提出批评的是一些外交官和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而掀起“一场正式攻讦传教运动”[2](P4)的则是柏林、科伦、汉堡、哈勒等地隶属于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的报纸。 在柏林，1900年6月29日，《小报》发表了报社记者就当前局势采访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访谈。这位外交官把引发义和团起义的责任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声称他们的“宗教狂热”、“不得体行为”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触犯了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神圣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传教士一露头，民众就马上奋起反对爆发，中国政府则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不得不派兵惩罚所谓的“闹事者”。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平息教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反对者的不满[3](P7)。另有一份报纸说：传教士待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过着称心如意的舒适生活。他们也不懂中文，仅仅通过被派遣到内地的翻译进行布道[3](P8)。先前曾担任过德国驻华公使的巴兰德为《周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引发中国人“仇外”行为的因素，并把基督教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缠磨人行为置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外国公司在华铺设铁路举措，这一举措使中国许多人力车夫、赶骡马和骆驼的人、拉船的人等丧失工作和谋生手段。巴兰德还特别强调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缺乏其天主教同行的“宽容态度”[3](P8)。其“亲天主教”倾向在此昭然若揭。 在科伦，1900年7月7日，《科伦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我们最终战胜敌人时，约束我们两大教派传教士的狂热精神的时机也就到来了，因为正如1860年的法中战争是由几位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教徒被杀而得以爆发的情形一样，现在也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们的传教士的宗教热忱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3](P8)在作者看来，传教士劝人改变信仰的“癖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宗教习俗，而对欧洲人来说，“是否有几十万穷苦力出于生计成为了令人怀疑的基督教教徒，这根本不重要；与惨遭屠杀的数千名欧洲人的宝贵鲜血相比，它是毫无价值的。”[3](P9)作者还换位思考，颇为认真地提出了下列质疑，“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3](P9)。 7月8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已被义和团杀害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对传教士的评论。按照克林德的说法，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传教士的大都是一些“卑劣的撒谎者”，而传教士又很容易被这些人说服，为他们提供支持。特别是“不诚实的负债者和滥用其经手管理的钱财的人往往会突然醒悟到基督教宗教的美好和价值。通过这种方式，经常有涉及田地和其他价值很高的财产的诉讼案件从中国法庭转移到领事法庭，由此而被激怒的民众的不满和愤懑便构成了一个严重危险。”[3](P10-11) 在汉堡，《汉堡新闻报》同样要求“遏制传教士”[2](P6)，甚至主张“放弃对那些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保护”[2](P6)。该报还不加任何评论地刊登了一位“年轻的汉堡商人”的报道，声称：“看到传教士遭到中国人的屠杀，人们(主要指商人)甚至感到高兴。”[2](P6)[3](P6)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已经多年的“德国大商人”在《哈勒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埋设电报线或通过建造传教站或教堂，风水，即‘守护神’受到严重冒犯。”[2](P6) 德国外交官、商人和新闻媒体在解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时，虽然经常把西方人在华不当的政治、经济和传教活动合在一起讲述，但其强调的重点还是传教活动。归纳起来，他们对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点：(1)新教传教士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懂中国语言；(2)他们怀有“宗教狂热”，恣意妄为、纠缠不休；(3)他们缺乏其天主教同行的宽容精神；(4)伤害了中国人的最神圣情感，而中国人一旦奋起抗议，他们便策动政府进行惩罚性的讨伐；(5)中国教徒都是无用的人[3](P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