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等分别。而在亲历其事的人，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史事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各色人物如何经历革命的浴火，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 三次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按住亲历者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辛亥、民元为限，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应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强行归纳；同时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而能够留存下来又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周作人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张元济、沈家本、蔡元培、汪荣宝，甚至仅有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钱玄同。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只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几乎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不涉时事①。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其当时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每年的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使用。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所记较详，吐露心迹较显，可以了解较多的史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历史都是不可重复的，从根本上说，归类不过是图方便。无论如何分类，总是无法完全适得其所。经历清季民初政权鼎革的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可以从年龄、性别、政见、地域等不同方面加以划分。本文所取社会身份，也不过是图个方便而已。若以为放在一处便是同一类人，则大谬不然。因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们仍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个体。尽管勉强可以说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是必须小心谨慎，充分自觉辐射覆盖的有限。诸如此类的个案，只能说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说所有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为人行事可能大体相近，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放大。因为历史人事均为个别，不能强同。不过，史事的记载和史料的留存，本来就是残缺不全，非要巨细无遗地掌握，则无史可究，也就无史学可言。要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当至为关键。这也是史学仍然艺术而不能完全科学的一面。 有日记存世者，大都是历史上的要角，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在各自的传记或相关专题研究中，已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记则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过，还是有些相对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记未必能够进入正史论述征引的范围，又没有个人传记；有的人物前后显达出名，而在政权转折时期则籍籍无名；有的在其他专门方面有名，与时政却关系不大；即使那些呼风唤雨、引领潮流或占据时代舞台中央的明星要角，个人的经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盖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而不仅一般通史，即使在专题研究或传记中，也难免有所流失。借着性情政见千差万别的日记主人们的身手耳目，重新经历一番时代风云的变幻；深入体察革命时代的波谲云诡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面对巨变，适应形势，调整自我，在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设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 大历史的许多价值评判，是后来的总结认定，各自的立场政见观念难免影响左右对于史事的判断，加之所用理论架构多是后出外来，与本事有所隔膜距离。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周秦、唐宋可以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均由此发生演化而来。时代变动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认识与顺下来的实事之间，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交集。辛亥以来逐渐展开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并非今人所能体会和了解。即使用后出外来的观念架构进行分析判断，首先也要对顺时序发生演化的历史各层面有所把握认识，才能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误读错解。亲历者不能预知后来的发展变化，不可能预设各种后出外来的架构观念，历史进程的展开和他们逐渐接触或进入其中的感受，与后来人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为把握现状、展望未来所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