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均产生了重大变革，各项变革与影响，历来已有不少论述，自毋庸赘言。唯关于历史发展与法治之相关议题，一般研究较少述及，从“法治精神”的建立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今日的国家发展，仍值得参考借鉴。 法治精神在于“依法治国”与基本权利的保障 所谓“法治精神”，向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guieu)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或译《法意》、《万法精义》)一书中，详细陈述了政治理论和法律原理，其政治理论涉及政体分类与分权学说；而法律原理则讨论到奴隶制的法律，也提出反对镇压及酷刑，保障公民自由与生命财产的安全等。这些不仅涉及国家政体与宪法架构，还具体地主张公民(人民)基本自由人权的保障，因此孟德斯鸠的“法治”观念，成为近代许多民主国家的制宪原理与法律内涵之要旨。 中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援引泰西之法以图救亡图存。而民国肇建、国体鼎革之际，如何确立法治精神，保障人民权益，实为众所期盼之事。本文依据相关史料或法令规章，仅就“辛亥革命的法治精神”，分别从两方面陈述：一是宪政体制与法治精神的确立，二是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前者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递嬗变革，并依宪法确立国家体制，以法治国；后者为宪法、法律及命令上对人民权利之保障。二者对近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建立，均有深远的影响。 宪政体制与法治精神的确立 清末中国受尽西方列强侵凌，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自强、维新、变法……以图强。1898年4月光绪皇帝下“国是诏”变法图强，后来引起慈禧及守旧派之反扑。该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戊戌变法”之六君子成仁。继之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1904年日俄战争至1905年结束，当时君主立宪之日本，战胜沙皇专制之俄国，给予中国人民极大震撼，要求清廷“立宪”以图存。清廷为缓和人心，先后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旋于光绪三十二年宣示“预备立宪”，但进度迟缓，致各省代表请愿速开正式国会，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宪法大纲”23条：一、关于君上大权(14条)；二、关于臣民权利义务(9条)。内容只是规范性的抽象文字，且君主位高权重，各方均表不满。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震惊，乃急命“资政院”起草宪法，宣统三年(1911年)9月13日公布“宪法内容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精神上与前者“宪法大纲”有很大的差异，对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第3条)，而且“皇帝继承顺序，以宪法规定之”(第4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第10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决议”(第15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16条)，这些规定大大限制了皇帝及皇室的权力与资源。尤其是第8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这是非常明确的“内阁制”政治体制，皇帝是“虚位君主”。此一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实质上是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国会如果能反映民意，而非顺着君意，未尝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然清祚已尽，根本未及实行。 辛亥武昌革命之后，各省都督代表集会于武汉，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此为中华民国第一份之根本法。本大纲共21条，后经二次修正，是规范“临时政府组织”的大纲，因此只有国家与政府体制(倾向总统制)，并没有涉及人民的权利义务，因而与作为人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相较，仍有相当大的区别。 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为7章，共56条。第2条明定“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在人民权利义务方面由第2章之第5至15条明定之，相当充实且周延。政府体制则设有参议院(第3章)，参议员由各省及蒙、藏、清海选派(第18条)，有议决法律案、预算决算案、提出质询，对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之弹劾权(第19条)，言论免责权(第25条)，这些国会的权力与西方民主国家国会相当，但未分为上(贵族院)、下(平民院)两院。临时约法第2至5章充分显现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原则。这部临时约法虽然以三权宪法为架构，尚无“五权宪法”的影子，但关于主权在民、人民权利，政府组织等，均包含于其中，已体现了相当多民主法治的精神，就当时而言实难能可贵。也正因此孙中山在让位于袁世凯之时，要求袁氏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就是要体现民国时代“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的民主精神。 临时约法的性质本来就是“临时性”的，依此约法第54条规定，“国会”应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此1913年7月13日，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参众两院各选议员30人组成，7～9月经多次会议，推举5人起草条文，10月31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此一草案在北平天坛起草，故称为“天坛宪法草案”。分为11章，共有113条。“天坛宪草”仍以国会(参、众两院)、行政(大总统及国务院)、司法(法院)三权分立为原则，但“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之”(第55条)；大总统得解散众议院(第75条)；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第43条)。从以上条文可知：天坛宪草的政府系采“责任内阁制”，内阁向国会负责，国会对行政部门有不信任之决议。这是改良型的责任内阁制，没有虚位的君主，却有间接选举产生的大总统，大总统得解散众议院，而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相当于内阁制的解散权和倒阁权，但大总统与国务总理的权责如何划分却不易界定。因此，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大总统)与段祺瑞(总理)的权力分际就混沌不易厘清了。谁掌有军队(枪杆子)，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人。所谓“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根本只是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