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破立事功与成败得失还存在不少认识分歧，连晚清预备立宪的前景与辛亥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也在近年的多学科对话中被重新质疑。这也难怪，清末民初近二十年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再说，后世研究者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深，见仁见智的分歧也就越大，中外学界对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研究就是如此。倘若对清末新政的来龙去脉多一份切实的了解，则不难发现，清朝统治者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狼狈西逃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再次丢失皇权的神圣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包括预备立宪在内的清末新政对清朝政府与皇统来说，那是一个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奏效的窘境，如果能对孙中山等反清革命先驱“毕其功于一役”的激情与承诺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则不难承认，就推翻清朝腐朽统治而言，辛亥革命肯定是成功了；就建立民权政治(即民主立宪制)而言，革命的结局虽然未必令人满意，但并不等于说就是失败，在成功与失败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片建设者各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在衡估辛亥革命的成败与价值时，革命者的政权得失只是一个方面，政制变革与秩序重建尤为重要，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不可或缺。 193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次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还说，只有辛亥革命才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与广大民众都是以毛泽东的这个论述为基本前提，来肯定辛亥革命的贡献与历史价值，百年庆典的理论依据与褒奖基调也不例外。姑且不说“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也不管辛亥革命算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等人同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关系，毛泽东等人同无产阶级又是什么关系，这些表述在中外历史学界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但有一点大致没有疑问，毛泽东对孙中山一代革命先驱与辛亥革命之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创意义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予以充分的肯定。的确，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与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推翻了一个腐朽的清朝，还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开启了中国民权政治的新时代。不管人们是否重视那场革命，是否感恩于辛亥先驱，海峡两岸乃至天下华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消费者和受益者，这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和双腿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可以为思考和走路而准备着。用孙中山的话说，辛亥革命的价值有二，“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生致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孙中山的政敌梁启超也承认，正是通过辛亥革命，唤起了中国人两个方面的自觉：一是觉悟到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觉悟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还说，前者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后者就是“民主精神的自觉”。至于“辛亥精神”，除了为国为民而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与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还有不畏内外强权、不做内外奴隶的自主精神，舍此辄无法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毋庸讳言，对于民权政治的实效与历史贡献，还不能估价太高。许多教科书与论著至今常说，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至于究竟深入了多少人的心和哪些人的心，其实还缺乏确证，相反的例证却俯拾即是。1922年，以治训诂学闻名的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恩孚在为《申报》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纪元以来，中华民国之名，既为世界各国所承认，主权属国民全体，载在临时约法，然而十年之间，有二次之革命，有八十日之帝制，有八日之复辟，有国会之中绝与解散，有旧约法新约法之争持，有非法国会非常国会及两总统之对峙，南北分裂，宪法未告成，纲纪荡然，府院之命，悬于军人之手，所恃者，国民拥护共和之心，翕然一致而已。”同为《申报》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稿的孙中山也感觉到了革命的失败，甚至说：“十二年来，所以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者，皆此役阶之厉也。”他还说过，“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国家共和之名，无国家共和之实”，“尚未见享有真正共和之幸福”。后世学者的许多论著都乐于把当时的中华民国描述为一块“空招牌”或“假招牌”，其实就是出自孙中山本人的原话。 孙中山是心怀历史责任感的辛亥革命的先驱，他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心境来抱怨革命的挫折，不等于说满族贵族所把持清末政局就比民国政治要稳定和干净，辛亥革命就真的搞错了。如果新生的民国就真的只是一块“假招牌”，那么，像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伸手摘下这块假招牌就是举手之劳，结果反而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窃以为，就反满而言，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清朝的垮台就只能借助于多方的力量，包括梁启超、张謇为首的君宪党人与伍廷芳等已对清朝失望的赋闲绅士的加盟，还有北洋统帅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并非革命党人的包场所致；就建立民权政治而言，中国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并不成熟。若以客观条件论，民权政治的建设就需要安定的环境，一旦发生内忧外患，党权、国权就会拿出种种理由来挤压民权，强化专制与极权。以主观条件而论，民权的主体人民不仅民主素质还不够，甚至连民主诉求也很少，即便是民权政治的主导者，包括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还有多数议员、归国留学生、学者、报人，整体性的民主素养也比较欠缺，司空见惯的是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朋党意识络绎连绵。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固然属于客观存在，却需要具体措施予以切实提升，总不能当做延缓民主进程的托词。除此之外，国民的民主意识也需要加强，既要开民智，也要开绅智，更要开官智，一代英才梁启超的先见之明可以穿越时空，至今一点都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