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42；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142-11 在中国近代史上，小刀会起义不过是一次区域性的城市暴动，并不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但在上海城市变迁的历史上，它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有关这一次起义的论著已有不少，吊诡的是，大多着眼于起义本身的起落过程，而于它与上海城市变迁之间极复杂的关联反而甚少关注①。本文拟从城市变迁的角度对它给上海带来的多重影响略作探讨。 上海小刀会起义从1853年9月爆发到1855年2月被镇压，持续了一年又五个月。起义军曾先后攻占嘉定、上海、宝山、南汇、青浦等县城，并一度占领太仓。受战事影响，这些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上海县城内外地处风暴中心，更遭受了上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 大凡战争总不免要带来破坏，只是破坏程度不同而已。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县城所遭受的冲击和破坏，可以说是浩劫性的。这种浩劫性的破坏主要是由清朝官兵的多次纵火和洗劫造成的。1853年11月10日，吴健彰率清军攻城不下，为了切断城内外商业联系，遂在县城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民房，大火持续延烧了四天。清军的这次纵火，使大小东门外到法租界南端的大片民居化为灰烬。《北华捷报》的一位记者报道说：“不到一个星期前，东城城关还是个商业繁荣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荒凉；居民都逃走了，三百万元的财富被可耻地毁灭了。”②12月7日，吴健彰，这位“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命清军再度在大小东门外至小南门一带上海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纵火，将两千多间民房和店铺付之一炬，“大、小东门城外，悉成一片瓦砾场”③。一个目击者写道：“时上海城外居民，俱为吴道(指吴健彰)所率广勇大肆焚掠，由小南门至大小东门，纵火延烧，通宵连日。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士民市庶逃窜乞哀，昏夜号哭。焚死被害者何可胜道！所虏器用财贿，载入广艇大舟而去。报诸大营，以为尽烧贼巢也。主军政者称快，据奏论功。噫！红巾所不忍为者！”④1855年2月17日刘丽川、陈阿林等率小刀会起义军残部从县城突围后，清军又入城内纵火焚烧，大火连成一片，火光冲天，“东南半城顿成灰烬”⑤，好多条街道已经全部烧毁，城厢各部分之间的交通往来被切断，过路人被围困在前后左右的大火中，“城厢已有三分之一的街坊被毁；殷实的店铺和行家几乎全部烧掉，或者处在毁灭的过程中”。“当大火全部熄灭时，大家看到城内疮痍满目，异常惨重，最繁华的街道都已化为灰烬，各处市场和三合会党徒所曾居住的宅院已被摧毁”⑥。“连烧三日”的大火给上海县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千家万户的财产悉告毁灭，上海县城完全沦为废墟”，“城内所有精华尽毁于火”⑦。浩劫之后，城内城外，满目疮痍，一片瓦砾。据目击者称： 假使我们把郊区计算在内，至少足有半个上海，全被大火或枪炮所毁灭了。再看看那地方混乱和悲惨的情景，则使人不胜其抑郁与惶惑……⑧ 在城门附近，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一个青年叛军的尸体躺在路旁；其他通衢大道，同样有许许多多的尸体，好几天没有谁来收殓，使人看了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城墙上挂着摇摇晃晃的鲜血淋漓的人头，使每一个敏感的观者为之毛发悚然。一到城里，由于行人拥挤，一时看不到什么，到了人稀一些的地方，仔细一看，顿觉满目凄凉，越往里跑，就越可以看到这个一度商业繁荣的区域，已变得面目全非。在县城中心，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一所象样的住宅不变成断壁残垣的。从东门直到十字路口文监师教堂旁边，周围一切都给大火烧掉了。⑨ 在这场历史性浩劫中，上海县城人口锐减，从原来的20余万人骤降至4万多人，短短17个月，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仅存四分之一。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是避难去了，但死于战争者亦为数不少。据目击者称，在小刀会起义军踞城期间，“县城里几乎只剩下一些最贫穷或者最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和福建、广东帮队伍混在一起，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迫参加叛乱队伍的，还有一些手工业者和舍不得离开自己家园的商人”⑩。 小刀会起义始终以闽广籍商民为主体，据《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称：“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11)。闽广五党中，“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12)。小刀会起义的主要首领、清方悬重赏捉拿的4名首犯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和李咸池均为流寓上海的闽粤人，江南地方政府开单缉拿的其他40名要犯亦即小刀会起义的次级领袖中，闽广籍占26人，居大多数(13)。至于起义的参加者也以闽广籍游民占多数，英人斯嘉兹《在华二十年》说：“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14)。正因为如此，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上海的闽广帮势力受到了重创。在清朝地方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善后”措施中，“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具体措施共有18条，对闽广移民进行了极其严厉的制裁：一，“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清方认为县城“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此次刘逆酿乱，即由该二处起事，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厘，藉没入官”；二，“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闽广会馆公所俱迁城外，其董事必须慎选；三，“口外泊船，以消祸萌”。清方认为向泊黄浦江的闽广蛋船、乌船，在小刀会起义中“从乱如归，非帮同据敌，即设法接济”，因此规定“嗣后闽、广船只，准在吴凇口外停泊，不许驶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剥运，并倍征关税”；四，“严逐舢板进浦渡载，杜绝后患”。针对小刀会起义中闽广舢板船户“弃舟从逆”的情况，善后条款规定“先将在浦船只锯断，江干示众，并于吴凇口勒碑永禁，不准此等小船进口渡载，如敢抗违，即行轰击”；五，“编查保甲，以戢奸宄”。条款称：“自古保甲一法，最为良善。目下沪城新复，尚须搜捕余匪，并不准闽、广人在城居住”(15)。在这种制裁性的“清厘”之下，闽广籍移民势力元气大伤，从此，上海再也不是闽广籍移民的天下了。此前，上海广东籍移民有8万人，福建籍有6万人；此后，闽广籍移民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为21013人，福建籍为708人。与此相对应，江浙籍移民人数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客籍移民结构的主体。据公共租界1885年的统计，界内江苏籍人口已达39604人，浙江籍达41304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