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1-0120-08 晚清以来，中与西的应拒去取一直是困扰学术界一个重要问题。至20世纪初，由于庚子国变及科举废除，传统文化遭受强烈冲击而日渐衰落，西方学术(包括从属于西方的日本学术)则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部分士人在文化学术上的自信心随之开始全面崩溃，崇西趋新成为其共同选择，并逐渐演变为一股强劲的欧化潮流，继之而起的便是如火如荼的留学热潮。其间，以留日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群体通过报刊、学会等新式传媒，迅速掌握文化领域的主流话语，广泛传播由日本转口的现代西学，但皆“‘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酿成“裨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1](P258-259)等诸多弊病。同时，崇西趋新的欧化思潮也沉重打击了国人的文化自尊，与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强烈反差。上述现象引起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趋新学者的焦虑与思考。他们从不同角度反省传统，回应西学，既对国人醉心欧风美雨、鄙薄传统学术文化的风气表示担忧与激愤，又较为明晰地表达出一种以保持民族特性、重塑学术自尊为己责的文化自觉。 1902年间，梁启超首先对教育界中浓厚的欧化色彩提出批评，认为其“舍翻译之外无学问”，且“未尝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如此“则有之不如其无”，要求更定教育宗旨，养成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2](P265)稍后，他又警示将来“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而“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告诫国人须担负研究本国学问的责任，否则“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恐“其得不偿失”，且“于学界一无影响”。同时，还抱定学术复兴的理想，期望将来“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1](P217-218、215-216)1903年，南社成员余其锵提出文明进化过程中“去旧而迎新”的方式，一为“去之取之自己者，则能吸入而融化之，而活用之”，一为“与之去之自人者，则奴隶而已”，其中唯有前者才能“厉其固有使足与世界相竞”。[3](第1卷下册，P489)邓实慨叹一些忧时之士以为“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转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4](P59)主张“罗列古今五洲万国之学术于吾前，以吾为主观，以他人为客观，而研究之，而取舍之”。[5](P177)1905年，黄节在《国粹学报》第一期的序言中斥责醉心欧化者“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3](第2卷上册，P45)王国维亦对西学输入持审慎的态度，尝言“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6](P115)1906年初，《大公报》载文揭露国人的多种奴隶性，其一即“学士文人袭新学之皮相者，崇拜泰西”，指出今后“若不改良性质以蕲渐进于独立之自治，则奴隶之奴隶固属可忧，非奴隶而奴隶者，更属可惧”，强调“非自立无以生存，欲图自立，则必先去奴隶之性”。[7]1908年，留美归国人士郑豪深感“学术贵独立，不能恒赖于人”，遂发起创办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奖进学人发明本国医学，成为谋求“学术自立之先锋队”。[8](P151)1910年，章太炎就如何对待中西学术的问题作出了较为理性的回应与说明，指出中西学术犹如“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既要一体同视，又“不可委心远西”。[9](P98)批评国人“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呼吁打破迷信，对中西学说“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10](P40、49)至于如何输入西学，他一方面揭示日本学习欧洲仅停留于模仿阶段，好似“总是在送信的地位，没有在写信的地位”，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引入学理的基础上转进一层，各项学问“都到写信的地位，那个求学施教的事，才得圆满”。[10](P7-8) 至民国初期，随着留学欧美热潮的兴起，国内尤其是留学界中崇洋轻华的风气愈演愈烈。1914年，任鸿隽呼吁建立学界，认为“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奴隶，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独立学界耶？是故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11](P11)针对国内学术杂志的极度匮乏，他叹息为“当今学者之羞”，鼓励国人“将蕲是志为吾中国具有学界之标识”，以至“他日者，学术昌明，研究精进，安知不与他国之学术杂志同占学界上之要位”。[11](P41)1915年5月，钱崇澍一方面批评留学界内的裨贩风气，指出中国“以研究之乏人，遂湮没而不彰，此吾回国留学生之耻”，且对西学“不知自用吾有，食之不化，巨细不遗而尽移之以为我国之教材，不亦谬耶”？另一方面表彰《博物学杂志》“始注重调查全国博物区系”，若能“积而广之，非持供教科之材料而已，实开学者独立研究之门”。[12](P605-606)不唯如此，胡适又结合留学期间的观察所得和切身体验，强调今日“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留学则是“吾国之大耻”，为“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因此应以振兴本国高等教育为长久之计，“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然后“吾国文明乃可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13](P3、23)他首先抱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表示“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即“死瞑目矣”。[13](P24)其次有感于域外汉学的蓬勃发展，认为国人的研究成果尽管“无余力及于国外”，但此学“终须吾国人为之”。[14](P612)蔡元培详细陈述了欧洲学界在研究中国地质、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叹“疱人不治疱，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遂呼吁国人“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任之道”。[15](P73)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文化遭受彻底批判，西化思潮则伴随着民主与科学的呼声而愈发高涨，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过激言论。1918年，梁漱溟即指责北大教职员“皆深味乎欧化，而无味乎东方文化，由是倡为东方学者，尚未有闻”。[16](P43)1919年，留美学生张世骏致函蔡元培，指出北大师生若一味拘泥于西方的陈旧讲义，则“欲求吾国学术之独立，思想之发达，殆若缘木而求鱼”。[17](P161)与之相应，蔡元培也批评北大等校在欧化风潮的席卷下“大有完全弃旧之概”，致使“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所提倡的西学仅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指出中西交流“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期望中国尤其是留学生“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15](P367、165)换言之，“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且须输出我国固有文明，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15](P212、238)在强调自立意识的同时，他坚持以“欲与欧美抗衡”为办学的重要目标，仿效德国改革校制，鼓励北大师生“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甚或“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15](P205、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