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6-0023-(12) 黄宗羲是在得到郑成功在台湾去世的消息，感到收复无望，才决定写《明夷待访录》(以下简称《待访录》)的，书中凝聚了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政治理想。他自述：“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始。昆山顾宁人见之，不以为迂。”①顾炎武是通过黄宗羲的弟子陈、万二君才读到《待访录》的，可见，黄宗羲的弟子是《待访录》最早的传播源。②吴光认为，“梨洲学术得以传播弘扬，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郑梁、郑性父子及二老阁刻本”。③《待访录》最早是在乾隆年间，由郑性建立的二老阁刻印行世的。④而黄宗羲受到读书界的关注则要到嘉庆以后。如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为他立传；同光年间，瑞安孙氏兄弟、李元度、俞樾、王韬、谭献、朱一新、宋育仁等开始传播并讨论他的政治思想。⑤ 黄宗羲的《待访录》在清末是如何传播的？在清末变法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思想指导作用？关于《待访录》，梁启超曾说过：“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⑥事实上，《待访录》在乾隆年间付梓问世，反而是“解禁”了，到甲午战争后才成为清末变法的蓝本。他还证言：“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⑦可见，梁是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容受《待访录》的。梁启超是在何时、从哪里接触到《待访录》的？对这个问题，拙论也试图提出一条线索。 关于第一点，也就是《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但至今没有找到一份这样的宣传品。因此，朱维铮认为，要不是梁氏记忆有误，就是他故意编造出来。对此，刘述先则表示：“粗印出来的宣传品，又是禁书，一般人自不会愿意保留，极大多数散失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一份都找不到，也不必一定悖理。但还是希望有心人继续搜求，如果能找到一份样本，也就可以为任公洗刷了他造谣的恶名。”⑧关于梁氏的回忆，关键是“我们一班朋友”是哪些人？ 关于第二点，也就是《待访录》在清末的影响，可从“改良”与“革命”两个角度来考虑。夏曾佑乙未年(1895)在《答宋燕生书》中写道：“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将在此百年间矣。”⑨似乎是在暗示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将要变为现实。同年，兴中会在横滨印行从《待访录》中抽出的《原君原臣》，宣传反清革命。⑩甲午战争使《待访录》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正面舞台。 章太炎还没有到《时务报》馆任职之前，就认为：“昔太冲《待访录·原君》论学，议若诞谩，金版之验，乃在今日。”(11)这里的“金版之验”当指《待访录》的寓意。周予同指出，“章太炎的史学以及他的反清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黄宗羲”。(12)“民主主义”指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中西两个不同的传统也有某些相同的价值”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末变法所遇到的是一全球化课题。(13)与章太炎此时的立场一致，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翼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14)他把《待访录》看作是批判专制主义、赓续儒家精神的新典范，与孙宝瑄对《待访录》的定位一致。 从黄宗羲思想中的民主诉求向推翻君主制的政治运动转变，拉开了辛亥革命序幕。通过《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与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民主”与“革命”的内在关联。 本论文试图以宋恕与他的追随者孙宝瑄(1874-1924)为线索，揭示《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最后对孙氏与宋恕的师弟关系以及《待访录》在辛亥革命中的思想史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待访录》在晚清的传播源 谭献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六日的日记中有“又读《明夷待访录》。十年所学遂能仰企先儒，与之暗合，此予所最愉快者”。(15)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引起了谭献的共鸣，他在同年九月六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读《待访录》的感想：“阳明之学末流曼衍，至戢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读其遗书，使天下后世不敢复以王学为诟病矣。”(16)同治以后，《待访录》的政治诉求引起了浙江知识界的关注，反映了南方知识界求变的心理。朱一新同治八年(1869)到杭州诂经精舍肄业，受教于谭献，他对黄宗羲与章学诚的关心当得自谭献。谭献在戊戌六月廿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又读《无邪堂答问》。精纯粹审，足以信今传后。”(17) 晚清温州瑞安士人孙衣言、孙锵鸣兄弟提倡永嘉学，锵鸣手抄《待访录》，(18)在温州青年士子间流传，锵鸣女婿宋恕在《卑议》印本《自叙印行缘起》中写道：弱冠后“又得见大儒黄梨洲氏之书(指《明夷待访录》)，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舆氏之传在此矣！’”(19)宋恕完成《卑议》初稿后，在给老师俞樾的信中说：“近世谈经济专书，识者推黄氏《待访录》、冯氏《抗议》，受业之作，虽出仓卒，持方黄、冯，差觉密切，而不同于二子者，殆亦姓名殊欤！”(20)俞樾看了《卑议》稿本以后，认为：“议论卓然，文气尤极朴茂，可与《潜夫论》、《昌言》抗衡，非王氏《黄书》、黄氏《明夷》所能比也。”(21)可见，俞樾在甲午战争前就读过《待访录》。宋恕与俞樾都以《待访录》为思想依据来思考现实政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