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邹容国族论述中的“他者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瑞松(1963-),男,台湾台北人,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从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

原文出处: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邹容挪用和混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梁启超的人种理论界定他心目中的“我族”,形成其人种论的基础;他从历史记忆建构的角度,透过打造共同体的“新仇旧恨”,亦即“受害者故事”,他以“黄帝”为核心的血缘同胞的文明汉族想象,配合建构满人为野蛮残暴凶狠的“他者”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以“受害者故事”的历史记忆所形塑之国族共同体想象模式,可谓对于日后近代中国共同体的想象有持续性的影响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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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 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1)06-0125-07

      一、“革命必剖清人种”

      邹容的《革命军》是晚清时期流行最广的革命宣传著作。作者运用在方兴未艾的近代中国国族符号(黄祸、睡狮)并赋予其特定意涵,进而形塑其心目中的国族共同体想象。

      在《革命军》的第四章中,邹容特别以“革命必剖清人种”为题,描述世界人种之异同和亲疏,并以此项人种论作为革命论述的重要基础。此种对于“先进科学知识”的人种分类架构之“崇拜着迷”,并不仅限于革命派阵营,其他维新派阵营者,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也均引用各类型的人种论述和分类架构,作为其改革论述的重要依据。

      近代西方的人种分类法,及以“黄皮肤”来界定中国人的方式,约是19世纪末的90年代,经由中国教会学校的教导宣扬,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流布。而由J.F.Blumenbach在18世纪后半所倡导的五色人种之说,根据日本学者坂元ひろ子和石川祯浩的研究,则是经由日本汉学家冈本监辅所著的《万国史记》为媒介,流传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此外由传教士所主编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也以《人分五类说》的图解,引介此种五色人种观[1]。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从现代观点而言,充满种族歧视且粗糙的人种分类法,尤其是以肤色界定人种的方式,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维论述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思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尽管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了解和接受五色人种的分类框架,许多思想家,包含梁启超、唐才常、康有为等人均醉心于所谓“黄白种战”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简言之,他们一方面承继了西方白人优越意识中,对于其他有色人种(红、黑、褐)的歧视态度,认为这些有色人种被消灭淘汰的命理,乃是人种之间竞争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所致:另一方面却又宣扬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具有足以和白色人种分庭抗礼的能力[2]。这种势均力敌之“黄白种战”的世界观,不仅出现在晚清各类论说,也正是《革命军》关于人种论的开场白:“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为亘古角力较智之大市场,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3](P129)

      对邹容而言,其人种论的真正主要目的是要界定他所属和认同的所谓“皇汉人种”族群(亦即所谓汉族),和其他各种种族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界线,从而论证“我群”相结合而成的历程,以及与“他者”相排斥的必要性。也因为如此,他接着描述了亚细亚黄色人种的人种区分形态。

      首先,关于亚细亚黄种人内部族群的分类架构上,邹容界定其下有所谓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两大类别,而中国人种项下有三大族(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交趾支那族),并提出“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的新说法,将日本人转移纳入中国人种底下的汉族项下。

      如众所知,满汉之间的关系之界定论辩,是晚清改革派和革命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虽然当时有关满汉关系的论述,有反对强烈排满复仇主义者,例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再主张打破满汉之界。梁启超即以“大民族主义”主张(合当时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苗、藏等族组成一大民族),希望能超越仅以汉族而成的“小民族主义”①。然而这样的言论在反满人士眼中,不过是“保皇”、“保满”的保守思维的展现。章太炎即针对康梁的破满汉之界的想法,提出强烈的驳斥意见。章太炎在他于1901年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中,除了重申满人为“异种,非吾中夏神明之胄”的反满基调外,特别针对梁启超所言“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文同种之故,引而亲之,而在于满洲?”的说法加以驳斥:

      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而言,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4]

      章太炎的“日亲满疏”的论断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他力主汉族和满族划清界限的立场,则明显和上述邹容《革命军》所述的立场一致;更值得注意是,他在承认满、汉、日皆属黄种的前提下,却强调汉日为同族,而汉满非同族的说法,也和《革命军》中的相关人种论述的思维逻辑彼此相互印合。

      我们必须注意到,以邹容本身留学日本,以及他和章太炎交往相识的诸多背景而言,他不可能不知当时“中国人种/汉族西来说”的风行,因此,他有意识地排拒任何“汉族西来说”的做法显得相当独特。虽然邹容并未明言他何以采取此种立场,但是这或许和他本身排满的思维逻辑有关。而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又可能与邹容关于“黄帝”的论说有关。

      在《革命军》中,邹容对于黄帝定位的重要论述如下: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镶,其人则膻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其文字不与我同,其语言不与我同,其衣服不与我同,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乘我中国流寇之乱。闯入中原,盘据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3](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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