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维新前后到辛亥革命之时，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变动最剧烈、纷争最多的时期之一。其中，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因关涉中国的基本走向而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在这一讨论中，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命题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夷夏之辨”命题所进行的讨论，确也促进了当时的政治革新和思想更新。所以，这一问题非常值得关注。①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从一个极小的个案入手，通过考察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两事的不同解读，分析“夷夏之辨”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力求由此对当时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希望由此出发，将政治思想的分析与对思想背后的学术资源的探讨结合起来，使思想史研究的蕴涵更为丰富。 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董仲舒说：“《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②“晋伐鲜虞”事见《春秋》昭公十二年经。鲜虞属白狄，但为姬姓，与晋侯同姓。晋本为中国(华夏)诸侯之一，经中通例提及时是要“连国称爵”的，这里单言一“晋”字，是予晋国与夷狄一体看待，表达了对晋伐鲜虞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出现，在董仲舒看来，是因晋之所为不合“尊礼而重信”的“《春秋》大义”，“礼而信”方为“天下法”，诸夏共遵之，否则就流于夷狄了。 在《春秋繁露·竹林》中，董仲舒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③“邲之战”事见《春秋》宣公十二年经。邲属郑地。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伐郑，击败郑军，郑国君肉袒投降，庄王应允。此时，晋大夫荀林父率领救郑的军队到达，请与楚国作战，庄王命楚军迎战，在邲地击败晋军。董仲舒认为，《春秋》记事之通例是“礼”仅予中国(华夏)而不予夷狄，但记“邲之战”事，却偏偏相反，将“礼”予夷狄(楚)而非予中国(晋)，这是因为楚不取郑地，“有可贵之美”，其行合“礼”，而晋之所为“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故“不使得与贤者为礼”。在《春秋繁露·观德》中，董仲舒再次表达此意：“《春秋》常辞，夷狄不得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夷狄反道，中国不得与夷狄为礼，避楚庄也。”④ 对于《春秋繁露》所言“晋伐鲜虞”和“邲之战”两事，康有为在1897年刊行的《春秋董氏学》中有所评价。《春秋董氏学》“夷狄”条中，有署名弟子徐勤的按语，可以体现康有为的基本看法。文中引述《春秋繁露·楚庄王》中“晋伐鲜虞”的事例后，所加的按语指出了划分夷与夏的标准：“《春秋》之义，尊礼、重信，故能守乎礼、信则进之，违乎礼、信则黜之，其名号本无定也。‘晋伐鲜虞’与此相背，故拟诸夷狄。”⑤即在康有为师徒看来，依据董仲舒的思想，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守“礼”和“信”。在这一标准下，背信弃义的晋国虽为华夏，但已堕落为“夷狄”。⑥《春秋董氏学》“夷狄”条在引述《春秋繁露·竹林》和《春秋繁露·观德》中“邲之战”的事例后，分别加按语说：“《春秋》无通辞之义，《公》、《穀》二传未有明文，惟董子发明之。后儒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无董子，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⑦“泥后儒尊攘之说，则当亲者晋，不当亲者楚也，何德之足云？不知《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⑧这两段按语集中批评了主张严“夷夏之防”的“后儒”们，如宋代大儒孙明复、胡安国等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其实未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夷夏观，而且在现实中造成严重后果，罪莫大焉。此外，康有为师徒强调，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德”，“《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 综合来看，康有为通过阐发董仲舒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夷夏观颇为明确，即以是否遵守“礼”、“信”、“德”作为准绳，遵之即为“夏”，不遵则为“夷”。依照当今的概念，这样的标准实为文化标准。依此标准，“夷”与“夏”其实是可变的，“夷”若按“礼”、“信”、“德”行事，可被视为“夏”；“夏”若违“礼”、“信”、“德”，则可视为“夷”。这样，“夷夏之辨”就成为了“夷夏之变”。董仲舒乃西汉经今文学之宗师，康有为是清末以今文言政的大家，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今文学派在夷夏观方面的主流看法。 与康有为见解相异的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刘师培。作为清季著名的革命派学者和民族主义者，1907年前的刘师培致力于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寻求思想资源，以利于排满兴汉，实现革命目标。⑨为此，他极力宣扬《春秋》严“夷夏之防”的微言大义，说：“《公》、《榖》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吾思丘明亲炙宣尼，备闻孔门之绪论，故《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⑩即《春秋》三传之旨皆为“严华夷之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