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1)06-0005-07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就是清政府倒台100周年，众多研究者的兴趣与视角集中于前者，而仅将后者作为“配角”。其实，晚清政府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其最后倒台是政府败治的一个典型案例。晚清政府败治是复合型和长期性的，集中表现可用三个词来概括，即“失德”、“失信”与“失能”。“失德”即统治集团早已丧失了为政以德的信念，政治道德崩溃，腐败严重，遭到社会厌弃；“失能”即政府治理艺术与技术手段落后于形势需要，难以对于国家建设进行有效管理；“失信”则是指政府政策、措施在推展方面的变形、失灵，最终走向政策本意的反面，从而使晚清政府的信用逐步流失。“失信”不是晚清政府的自觉选择，但却是相关施政措施的客观结果。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对1880年代上海股市风潮、90年代末的“昭信股票”和清末推行《公司律》的过程进行贯通考察，以期探究这一系列“失信”事件对于晚清政府的影响。 一、从上海股市到昭信股票 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市风潮、90年代末期发行的“昭信股票”，虽然表面上互不相干，但其实用一个因素可以将其贯串起来，那就是政府的“失信”。 上海股票市场滥觞于19世纪70年代，至1882年已“大有蒸蒸日上之势”[1]。例如原价100两的招商局股票1882年6月9日的市场价为247.5两，至同年10月12日更涨至267两。原价100两的开平煤矿股票1882年6月9日的市价为240两①。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2]；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3]。于是，股票买卖成为一宗时髦生意，商民“视公司股分，皆以为奇货可居”[4]；“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5]。上海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也曾引发国人的美好憧憬，有人甚至兴奋地预见上海股市的“日兴月盛”，标志着中国公司“气运之转，机会之来也”[6]。 但上海股市的兴盛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股票市场积聚了大量流通资金，更由于外国银行的操纵，上海银根渐紧。1882年底上海各钱庄提前结账，遂致“市面倍觉暗中窘迫”[7]。那些借资“炒”股者受到催逼，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股票市场供大于求，各股无不跌价。次年初，上海金嘉记丝栈倒闭，牵连20余家商号先后停闭。钱庄受累不轻，于是纷纷收缩营业。加之，法军侵占越南河内，直窥云南，清政府和战不定，商民投资信心不足，胆小者“早将现银陆续收进，谨以深藏”[8]。1883年10月，山西票号忽然收账，通市骇惧。年终又受阜康银号倒闭事件的影响，市面疲敝已极。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面各股票价格长跌不止。至本年底，各股票中价格最高的也仅为60余两，最低的只有10余两。进入1884年，受中法马尾海战的影响，“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9](八)172，市面更坏。社会上对股票谣诼纷传，股票有卖无买，持续落价。至本年底，轮船招商局股票维持在40两左右，开平煤矿股票维持在30两左右，而长乐铜矿等企业的股票则早已在市场上消失。 股市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普遍产生对“股票”与“公司”的怨恨情绪，“人皆视集股为畏途”[10]，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11]。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当时市面所见，矿股居多。股市兴盛之时，民众只管购股，不问矿局营业状况。及至后来，才发现多数矿局的筹建工作尚且“一无头绪”，更谈不上赢利，于是遍生上当受骗之感。矿务股票遂致无人问津，价格跌幅尤大，有的几同废纸，使矿股成为最受商民诟病、厌恶的股票。 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极大地影响了国人的企业投资心态。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12]，乃至“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9](七)316[13](7)4358，“公司股分之法遂不复行”[14]。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分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15]。 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风潮使国人对股票市场大失信心。此次风潮的成因固然复杂，投机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事后检讨，政府自然难辞其咎，因为这些发行股票的“公司”均是由各洋务大员奏准开办的，其官方背景尤为明显，大多数均为“官督商办”性质。上海股市风潮之后，清政府的股市信用难以重筑，洋务企业要想在国内募集股本变得非常困难，所以需要资金挹注时不得不举借外债。 发行股票是近代资本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此举不仅可以集中资本，而且可以分摊风险(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此路不通之后，对于清政府治国的金融手段有所影响。众所周知，清政府的官办银行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第一家商办银行也迟至1896年才诞生。财政困窘的清政府于是在举债方面大做文章。借外债不仅成本较大，而且权益丧失，所以其借债视角逐渐由外而内，从左宗棠筹措西征军费开始，到甲午战争时期的“息借商款”，经过多次尝试，到1898年，清政府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内公债劝募活动[16]。此次公债之所以定名为“昭信股票”，就是要强调公债的“信用”。 晚清昭信股票虽然经过政府高层的细致设计，体现了近代国内长期公债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发行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异：在官场演变为报效，在民间则以摊派为主。虽然报效股票的官员可以得到行政奖励，但民间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则“本利无归”。时人纪述，“官办招(昭)信股票，始则付息，继亦无着，总总(种种)不平之论，纷至沓来”[17]。“昭信股票”成为广受诟病的融资案例。“昭信股票”之后，虽然间有地方公债之例，但规模与影响均已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