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变迁及其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5-0062-09

      华侨之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不言而喻。孙中山曾说“华侨有功于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1]2。他还进一步指出：“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2]399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从宣传革命、成立组织、投身战场等诸多视角对华侨之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进行了研究，①有些学者则对华侨的经济援助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作用问题更为关注。②不过，这些既有成果多以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华侨为考察对象，对海外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变迁问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本文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特点、华侨经济援助地域变迁的形成原因等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期望能对推动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深入开展有所助益。

      一、辛亥革命不同阶段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特点

      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自19世纪末到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的几场革命运动，时间大约可从1894年11月兴中会的成立算起，一直到袁世凯复辟，其间又可划分若干小的历史阶段。虽然各阶段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经济援助，但却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

      1.革命开端时期(1894年11月-1905年8月)：华侨经济援助以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为中心地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口号。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会，并策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同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共有9个支部，其中海外支部4个，分别位于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不过，孙中山早期革命是以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为中心地的，这与当地华侨的支持特别是经济援助密不可分。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华侨在革命早期就慷慨解囊，特别是美国华侨更是积极。其中檀香山华侨资本家孙眉，在1895年因募集军费，“以每头六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3]21。旅港富商李纪堂在1902年广州起义时“担任发动费五十万元”，“经是役后，家业耗费过半”[4]159，最终为支持革命而至倾家荡产，被称为毁家纾难的富商第一人。可以说，正是在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华侨的倾力支持下，孙中山的早期革命事业才有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2.革命发展时期(1905年8月-1908年5月)：南洋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

      随着孙中山和同盟会一些骨干分子先后转移到南洋，南洋的革命势力迅速增加。1902年秋冬，河内创立兴中会。1905年冬，在西贡成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2月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此后同盟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5]38。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分会和通讯处共100多个。由于腹地广阔且近邻革命的前沿地区，南洋地区随之成为起义后士兵的安置地和革命的补给供养地。

      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转送到新加坡安置，孙中山乃令南洋地区著名的华侨革命者陈楚楠“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使免冻馁。楚楠于是开设中兴石山公司于蔡厝港，以安插彼等，且介绍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得其所，而众心始安”[4]184。

      革命发展时期，南洋地区随之也成为华侨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地。南洋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共得到华侨捐款约2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了8万余元。[6]从表2可以看出，革命发展时期经费主要来源于南洋地区，尤其是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地。“到辛亥革命为止华侨的革命活动，无论是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作出了不少贡献，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贡献更为突出。”[7]79

      

      南洋华侨为革命活动作出巨大贡献，但南洋华侨的经济实力毕竟有限，短期内还不足以应付革命活动所需的巨额经费。1909年春，粤、桂、滇三省起义相继失败，南洋方面筹款减少，孙中山于是远游欧洲，广辟财源。关于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美筹款的原因，学术界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转赴欧美是因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相互勾结，孙中山在南洋处处遭到驱逐，才被迫转往美洲的，[8]244并非因筹款困难奔赴欧美。其实，筹款困难确实存在，并严重影响了革命进程。在河口起义过程中，就曾出现人多饷少的局面。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等函》中也曾提及：“夫当吾军大胜之时，筹款已如此其艰，今事不成则必更难矣。”[9]373-374“南洋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9]410”孙中山《致庄银安等函》中也提到经费困难问题：“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痛惜……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9]411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离开南洋，转赴欧美筹款是因为南洋财力枯竭。这种观点也略显偏颇。因为从后来的革命高潮阶段华侨的捐款数额来看，南洋地区仍然是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另外在筹划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上，孙中山等人开始只将筹款希望寄托在南洋华侨身上，计划在南洋的英、荷两属各募捐5万元，并没有把美洲列入计划。这表明从革命者的主观角度来看，也并没有认为南洋财力枯竭。因此，孙中山奔赴欧美筹款的主要原因是南洋难以独自承担革命所需巨资，此时需要扩大经费来源地以供革命形势的壮大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