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民国初年的孔教运动，在遍地开花的同时，也遭遇了巨大的质疑。“国民推为泰斗，孔教之若何进行，若何扩张，专视南海为趋向。”①孔教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意识到，“时流之通论”、“硕学所深疑”的，都是“政改共和、君臣道息”之后，“多重伦纲”的“儒家经传、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②而1913年，王式通上书国务院，希望定祀天祭孔之礼时，亦忧虑有人怀疑此举“为纯粹帝制，于共和国体未合”。③“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的确是曾作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最大危机。政治家康有为从国家制度设计的全局，规划了孔教在现代政治体制(亦包括他心仪的虚君共和制)中的位置，那就是政教双轨，“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④，世俗政治的革新转轨与精神信仰的保守循旧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康有为在1911年《戊戌奏稿》所刊、1913年《不忍》转载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下文简称《废淫祀折》)中，声称“孔子立天下义，立宗族义，而今则纯为国民义”。⑤此论述表明他在思想上，确认“国民义”作为孔教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制度基础。孔教虽一直是康氏的核心论域，1891年《答朱蓉生书》，即主张中体西用，“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学”⑥，然而，《废淫祀折》中孔教“为国民义”提法的清晰登场及倡导世俗政治与精神信仰双轨并行，实在是新鲜的话题。 一则，在尊君改制的戊戌变法中，与《废淫祀折》对应的戊戌年间真正奏稿《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里并未见类似论述。再则，“吾中国向者非国而曰天下也”⑦，现代观念中的“国民”，并不属于儒学经典固有的名词，亦不属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政治哲学所因袭之概念。康有为起初对于该词，也包括背后的复杂意蕴，似乎少用笔墨认真清理、分梳。梁启超在1901年为康氏作传，坦言康有为思想包含“个人的精神”与“世界的理想”，但“美犹为憾，吾不敢为讳”的是，缺乏“国家主义”及“操练国民以战胜于竞争界”的国民意识。⑧康有为1904年撰《物质救国论》，承认“吾国民学之不知，无可言也”。⑨梁之批评与康之自述表明，“国民”一词，有一个逐步参与到康有为政论的过程，“国民”与“孔教”联姻，恐怕就成为儒学现代转化的关键环节。而从戊戌政变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康有为为孔教找寻到现代国民制度支撑的思想历程，则是迄今为止，无论文献考订，还是思路清理，都尚晦暗不明的领域。 有意思的是，康门弟子梁启超，以无出其右的《新民说》，成为中国近代国民意识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在面临西方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至19世纪末的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的“磅礴冲击”中，刊于1902年初的《新民说》论述了“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的“新民”之道，既有“吾民之各自新”、国民个人精神的塑造，又有“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国家群体意识的培养。⑩他起初意欲引介优胜劣败时代西方“利群”之新道德以振国民精神，在同年初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还自认其系“保教党之大敌”，直斥“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为“舞文贱儒”，是在煽动“思想界之奴性”(11)，在在反驳“孔子改制”的提倡者康有为。1903年底，梁氏访美归来后，不但政治思想有变化，告别1899-1903年流亡初期叛康的“革命”，回到渐进改良之路，还在《新民说·论私德》中，重认以“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的天命观为基石的“慎独”之儒家道德哲学，乃疗救社会的“元神真火”，为“维持吾社会于一线”之助(12)，并对《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逻辑进行反省。1904年左右，梁启超在国民精神塑造上，有一个对孔教由弃转守的过程。这里的“退守”并不意味着回到草堂时代紧随康有为“保教之迷信”，而是“宁受多数之冷视”，自身主动、审慎抉择后的信仰重建。(13) 梁尽管对孔教运动的外形，“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14)诸议恐仍有疑虑；然而将孔教之“内核”，《学》、《庸》之“天命”、“慎独”经训作为国民修身大本，与康有为立场的再次榫合，的确构成梁氏此后一生的信仰，当然，不同阶段，具体的主张和表态还有很深的罅隙，但思想框架的内核已于《论私德》中夯实了根本。梁与康的再次对话，关乎孔教“为国民义”在“新民”思想鼓吹者那里被认可的逻辑脉络，也是梁启超思想转变中最有意味的部分。 换言之，游历东西各国之后，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梁启超则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从不同角度、以自己的方式分别认同了孔教为国民义，而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亦是晚清儒学因应现代制度转型的自我拯救。师徒两人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则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从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