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和狄考文①

——西学译介的两种态度

作 者:
夏晶 

作者简介:
夏晶,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傅兰雅和狄考文作为19世纪晚期在西学译介方面卓有声望的两位西士,在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是否全面修订化学元素译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和矛盾,而这也折射了他们翻译方法和翻译视角的根本差异。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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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晚期西学译介的领域中,傅兰雅和狄考文具有相当高的声望。益智书会在1877年成立之初,包括丁韪良(W.A.P.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狄考文(C.W.Mateer)、韦廉臣(A.Williamson)、林乐知(Y.J.Allen)、黎力基(R.Lechler)等几位委员。傅兰雅从开始便一直担任总编辑一职,1884年开始还担任司库保管益智书会刊刻的各种书籍。而狄考文1890年开始任益智书会主席,负责《协定化学名目》(1899)和《术语辞汇》(1902)这两项益智书会最为重要的术语统一工作的编订。他们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但他们的翻译理念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甚至妨碍了两人在翻译领域的合作和益智书会术语统一工作的展开。

      一、关于是否引进阿拉伯数字之争

      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领域的译介各有突出成就。傅兰雅19世纪70年代在江南制造局先后译出《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解法》等数学著作,涉及近代数学的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等多个分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和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合作译成,所以在中国数学界具有很高的评价。而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在其创立的山东登州文会馆推行使用后,大受学生欢迎,从而推广至全国,成为清末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

      傅兰雅和狄考文在数学著作译介和教科书编写上最大的分歧就是是否采用阿拉伯数字的问题。狄考文一直致力于初级教科书的编写,对数学术语的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持积极态度。在他之前,包括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在译著中采用了√、=、×、÷、()等西方通用的数学符号,或者根据中文竖排排版的习惯对符号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如“+”改为“丄”,“-”改为“丅”。然而,数字仍然按照中文数字的一至九书写。

      而早在1878年,狄考文就对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数学书籍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文数字的书写和排版比阿拉伯数字麻烦得多,所以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对数表、《代数术》、《八线学》等并不易为人所理解。他认为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数学体系:

      中国人普遍愿意学习这些数字,各地都有很多人知道这些数字,在课堂中学习这些数字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掌握,这些数字用中国笔写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如果要从根本上把西方的计算方法引入中国,即使依旧使用中文数字,也必须用到零、正负加减乘除等号等符号,那为什么不引入阿拉伯数字从而使数学语言体系更为完整呢?②

      狄考文的这种见解,是由他在登州文会馆长期从事科学教育的实践经验得来的。他和邹立文合作编译的《形学备旨》、《笔算数学》等畅销教科书都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和西方通行数学符号,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884年,他在讲《形学备旨》的流行时,曾提到他身边的中国人也对阿拉伯数字的引进表示了极大的赞同:

      数学符号是一种世界语言,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使用它,而且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轻易对其做出改变的。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曾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几位年轻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西方的数学符号替换为中文的表达方式,也不应该将二者混杂在一起使用,而是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书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在公式的书写上采用了竖排而非横排的方式——这也是为了适应中文书写合适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③

      但是,傅兰雅始终不认可在翻译和教育工作中使用阿拉伯数字,他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言辞激烈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们该怎么说那些坚持在他们的数学课本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的老师呢?中文的“三”都要用阿拉伯数字“3”来代替吗?我们必须在中文书籍中使用不可思议的阿拉伯数字,让天朝大国的人们感到困惑吗?④

      围绕是否应该引进阿拉伯数字等问题,与会的传教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狄考文首先发表了不同意见:

      不采用与全世界一致的数学体系会阻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减缓她前进的步伐。倒写分数或引进新符号的人根本就没有实践经验。……中文数字使数学教学很不方便,还会在竖排的书籍中引起混淆。我敢说,不采用我们的数学体系,中国的学校就无法进行数学教学。④

      狄考文对阿拉伯数字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又有教学实践经验作支撑,所以自然能够获得较多的支持。相比较之下,傅兰雅对阿拉伯数字的抗拒近乎到了固执的地步。

      二、关于元素译名的分歧

      1871年,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和徐寿合作译著的《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元素汉译原则,并给出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的汉译表。《化学鉴原》被清末学界奉为善本,其元素译名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⑥之形声字创制原则也广为人知。但是,由狄考文主导的益智书会术语委员会对傅兰雅所译元素译名存有一定的疑问。他认为同文馆的毕利干在《化学鉴原》出版之后,在《化学指南》(1873)中又对元素进行了重译,证明了“他和他的政府不满意傅兰雅博士的译作”⑦,所以,益智书会应该综合丁韪良、嘉约翰、毕利干等几位传教士的元素译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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