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3X(2011)03-50-06 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国耻日众多的国度[1](P4)。目前史学界对于国耻的研究，多是对国耻事件形成的描述，真正的学术探究可谓凤毛麟角。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因“二十一条”而生成的“五九国耻日”为视点，以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的相关报道为视角，探讨国耻教育的价值，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五九国耻日”的由来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之前予以答复，否则将采取极端措施。5月9日袁世凯政府让步，答应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2](P136-138)。由此可见，“为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主权，穆藕初以上海实业界人士身份，致电正在天津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的全体代表，力请教育界人士联合反对‘二十一条’，电文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研究此次交涉理由充史舆资料，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整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即做出决定，设立‘五九国耻日’以砥砺国人，并复电江苏省教育会并请转告穆藕初：‘本会已议决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3](P178)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与穆藕初的倡导有关。不过，因“二十一条”而生成的国耻纪念日，究竟设为哪一天，学界与商界的认识有所差异，学界通常取5月9日即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而商界通常取5月7日即日本发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另外，北方“五七”纪念较多，而南方“五九”纪念较多。其实，五九国耻也好，五七国耻也罢，其意义完全相同，“这并不影响随后十几年来蔓延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国耻纪念活动”[4](P16-19)。相对而言，“五九”比“五七”更具有普遍意义与影响，且具有官方色彩。“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次党务会议决定，是日为国耻纪念日。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是日的纪念活动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5](P1198) 二、“五九国耻日”纪念的兴衰 (一)兴起阶段(1915-1918)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让步，国内掀起轩然大波。《申报》发表大量评论文章予以抨击，呼唤民众自强。袁世凯政府照会日本允诺“二十一条”的次日即5月10日，《申报》就发表了名为《忍令中国随交涉了耶》之评论：“吾所欲问者，我国人今日受此奇痛将何法以自救乎！事过而即忘者，故无其人然不忘此奇痛，而不各自奋起其责任心为所能为，则此次交涉了而中国亦将了矣！”。此文认为接受“二十一条”乃中国之耻辱，而非光荣的让步与忍耐。在当天出版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上，章士钊署名秋桐，亦发表了《时局痛言》，在文章结尾处明确指出“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6](P377)。5月11日《申报》刊登评论《中国之屈辱力》，提出了“屈辱力”一词，认为中国“至若以屈辱为避亡之长策，危亡之机之过，而屈辱即忘，则亦于必亡而已矣”指出国民必须不忘屈辱而奋发图强，否则将亡国灭种。同日另一文《国民之责言》强调政府与日本之交涉失败乃“外交当局之辱之罪”，是当局惧怕日本武力威胁的结果。5月12日有时评《国民不忘五月七日之哀的美敦乎》，此文指出报纸非唆使国人仇日，亦非责怪政府，而是指明交涉失败源于国人之弱，而国人弱之原因是“自私自利自暴自弃自怠自惰而已矣”。言外之意，只有不忘国耻，改变这些固有弱点，方能强国。5月13日的评论文章《日本称赞我一般人之态度》，从日本报纸对我国人民关于“二十一条”反应平静之态度谈起，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对国事漠不关心，表现麻木不仁，具有反讽意味。5月15日《我国人之所思》一文，从中日交涉中对“二十一条”的承认与拒绝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谈起，认为诚心诚意思索这些问题之后作出决定，中国将不至于亡。对于中日条约即将签押，5月17日杂评《签押》认为“苟引以为耻者，则必人人奋起谋所以洗此耻”，意在强调国人要知当前国耻而奋发有为。5月19日《留学生不可不知》一文对激愤的留日学生给出了指点：不应有狭义之见而迅速回国读书，应忍辱学日本之科学，“进一层思之，勿视学问等于其他之日货也”。针对5月以来国人因国耻而混乱之场面，5月26日杂评《此非纷扰时矣》冷静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国人应收拾纷扰之心，不忘国耻，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豪杰也；人人应为而不为亦非有志之士”。总之，在1915年5月间，《申报》对于五九国耻的评论之多非其他日报所能比拟。 除评论之外，《申报》还关注社会各界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活动。1915年5月15日要闻《交涉结束后之北京各界观》介绍了北京商界、军界对于国耻之反应(某些爱国分子闻此讯而自戕)以及一般人对于中日交涉之心理。5月19日《赣人士纪念国耻》报道，奉新玻璃商在售卖的一块玻璃镜上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七日国耻纪念”十五个字，在日用茶杯饭碗上刻上“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八个字以警醒世人；新建人士张祺庆割破手指写血书并送交报馆，呼吁国人勿忘国耻，等等。5月22日《纪务商中学国耻纪念演说会》中记述，务商中学通过演说会，使学生明白了“应负救国之重任，深愿自今以后无忘国耻，由愿任重途远”。5月26日有文《呜呼湘人之血与生命》，称中日交涉后，湘人血书九纸、捐躯二人，湘省第二中学校制国耻牌数百块，大书“无忘国耻”四字。5月30日有《广州学界开国耻纪念大会》，大会提出了四点纪念建议，目的是使国耻观念深入人心。1917年5月10日、11日的《国耻纪念会志》和《国耻纪念会志(二)》，报道了环球中国学生会、青年普益演讲会、派克路养性女校、江苏省第二师范附属高等小学、青年会中学校、英租界合济两等学校、法租界中华高等小学等团体和学校纪念“五九国耻日”的活动。1918年5月10日的《各学校之国耻纪念会》报道，马立师励群学校、上海公学、仁和里民生女学等校通过演说会形式来纪念“五九国耻日”。此外，中华储蓄金团总事务所通过《申报》发出了“快！快！快！快去储金救国”的号召。1915年5月14日至20日报道中有“五月九日之耻作为纪念永矢弗忘”的醒目标语，以警示国人。 整体来看，《申报》对国耻日纪念活动之报道集中在学界方面，只有少许商界、军界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报道。而且只在当年有大量评论文章和几年活动报道，至1916年就鲜有报道，1917年与1918年《申报》对五九纪念的报道也只有寥寥数条。由此可见，从1916年至1918年，社会各界对于五九国耻纪念的要求并不强烈。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界定为国民纪念“五九国耻日”之兴起阶段。 (二)高涨阶段(1919-1931) 1919年4月30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但未能废除“二十一条”，反而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让与日本，让国人感到耻上加耻。5月9日这天，社会各界对于国耻日之纪念热情空前高涨。1923年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到期却拒绝归还，国人再添新恨，于是该年5月9日掀起了又一个纪念国耻日的高潮。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当年纪念“五九国耻日”出现第三个高潮，并持续到1931年。总之，从1919年至1931年的《申报》报道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对“五九国耻日”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因此，可视此阶段为“五九国耻日”纪念的高涨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