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关晓红(1957-),女,广东开平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清中叶后逐渐失去生机的科举考试,伴随着文体的僵化,文风日趋浮华。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科举改革未能实现制度自身调整,只能以立停方式宣告终结。然立停并非废除,纳科举于学堂,使抡才与培才合一的设计,非但难以达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学堂的诸多弊端,导致朝野对新教育的不满。科举制是清王朝维护纲常的重要载体,具有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清末学堂教育与取材选官则较多强调“办事”能力,忽视“做人”品质的培养。立停科举后,于此未能找到有效接续方式,伦理社会失去道德支撑,秩序失范,在思想文化活跃的同时乱象纷呈,留下了难解的世纪命题。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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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5-0009-13

      1905年清廷谕令停止科举,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中国影响至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在当时人及后来者看来,废科举导致四民社会解体,造成新式学堂和学生大量涌现,士子童生纷纷投笔从戎,西学新知迅速蔓延,旧学地位土崩瓦解,皇权意识形态丧失向心凝聚力,均为引发辛亥革命乃至清季民初社会变动重构的重要原因。一百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科举停废及其社会影响的宏论迭出①。由于视角各异,且对科举停废的一些重要史实未能详悉,在晚清改科举的成效、立停科举的决策过程和设计思路、科举善后的实情、学堂教育的症结、科举停废前后旧学士子的态度及出路等方面,还有不少可深入检讨的空间②。

      停罢科举之际,时人关于此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有所预测,由西学背景而获得进士出身的严复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③一生致力于传播西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林乐知认为,此事“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④。影响巨大毋庸置疑,至于究竟是积极抑或消极,正面还是负面,则尚无定论。正如严复所说:“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⑤

      百年之后,废科举的功过依然难以盖棺论定,其造因和结果,亦有不少可议之处,当年严复谦言不敢妄道的问题,至今还有继续探究的必要。本文拟就终结科举的原因、设计与遗留问题,以及后科举时期文化道德之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略作探讨。

      一、清代科举制的改与停

      和所有标准化的测试检验一样,高度程式化的科举考试也容易出现流于形式的偏蔽:一方面不易检测出考生的实际水准和能力,另一方面则很难容纳能够有用于时的所谓实学。取士多侧重通经致用,即从经史之学中领悟做人的准则和处事的经验。早在康乾盛世的后期,对于科举考试弊病的不满之声已经渐起,调整改变科举考试程式与内容的呼声日趋强烈。西学东渐和西式学堂的引进,更使得中西学矛盾冲突不断加剧。随着中西文化主从体用地位的颠倒,清王朝不得不正视学堂与科举的兼容问题,或者说不能无视学堂西式教育的冲击,尤其是不能否认西式教育的西学有用于时,较科举倡导的理学和一些疆臣主张的汉学更能应对世变。尽管曾国藩一度尝试复兴理学,明末清初被指为空疏而陷入沉寂的王学也在日本的影响下再度兴起,中学整体的无用形象却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清朝改科举的初衷是以科举兼容学堂,最终却不得不逆转为纳科举于学堂。只是二者实难兼容并包,学堂教育之下的科举余毒,便一直遭人诟病。

      放弃科举制,在当政者或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尤其是日俄战争体现老旧与新锐明显反差的外部压力下,中学全面失守,推广学堂教育已确定为国策。时人观念亦有不少可议之处:其一,科举的作用原先不过是取士之径,本来并不包括教育,更非直接选官。只是处于枢纽位置的科举考试,对于学校书院塾学的教养以及入仕资格至关重要,具有导向性作用。纳科举于学堂,虽为理想愿景,事实上却不能对应融合。其二,科举取材的标准,与清朝体制息息相关。平定天下后,清朝设官旨在防弊,选材并不要求强于具体办事,因为钱粮刑名等主要政务,自有幕府操办。官员除了掌握一般程序外,主要是为百姓树立道德模范,驾驭属下的师爷胥吏。晚清中国遭遇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因应世变乱局,取材用人的标准与承平之时完全不同。以此标准看待与评价既有的科举考试,必定一无是处。

      清季各种东西方学说制度竞相传播实践,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新旧制度的因革兴替和新旧观念的交融转换混合交织,不仅使当事人的思维行为陷入困惑,也给后来者的认识理解造成困扰。如何约束主观,避免成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理解各种历史意见,进而以其总合为时代意见,是了解前人本意、接近历史本相的必由之路。以往废科举研究存在的普遍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看待科举及废科举,大都依据近代主张废科举人士的意见和历史叙述,其实已预设反科举的立场,即在以废科举作为研究对象之前,先以废科举正确作为研究取向,对于科举的设置立意及其运作程序,缺少从设置者和调整者立场看的了解之同情,对于改停科举的实际作用影响,也未能超越罢科举倡行者那种时不我待、快速求富求强的心理和以西为公的认识局限。如此语境之下,并非废科举的积极主张者,也不得不陆续接受废科举中国才能富强的说法,并且逐渐失去话语权,甚至消失于后来学人的历史叙述中,被动地成为失语者。

      (一)科举文体与文风

      鸦片战争后,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清王朝,为了应变局救危亡,不得不考虑调整人才的规格及其选拔。如何纳西学于科举,使之取长补短,以便匡时济世,私言之外,还不断以朝议的形式提出讨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内外官员先后至少有18个以上的议改科举方案,以奏章的形式呈递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多次谕令部院大臣、礼部、总理衙门或政务处议复。这些方案大都强调学以致用,增加实科,将西学纳入科举之中,以老树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试图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让千年旧制重现生机,发挥应有的效用,选拔有用实才。然而直至开经济特科后,科举制仍然未能有效地以增开科目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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