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4日凌晨，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病房遇刺身亡(以下简称陶案)。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的第14天，所以，陶案堪称为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案，一桩攸关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运的重大政治命案。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陶案并没有得到认真追究。因此，关于陶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及经过情形等，现有的说法相互歧异矛盾的地方不少。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对陶案相关的几个问题重新进行梳理，以期得出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来。 一、上海光复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是陶案发生的直接背景 众所周知，光复会与同盟会在1907年以后曾经闹过两次分裂，使得两个革命团体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但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所缓和，因光复会骨干李燮和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的个人关系，且在南洋为起义筹了款。 但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赵声(拥有同盟会与光复会双重身份)忧愤成疾，不治身亡。陶成章等怀疑是胡汉民下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双方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章太炎《自定年谱》写道：“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黄兴字——笔者注)者也。焕卿(陶成章字)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兴)、陈(其美)不合……”①同年7月，陶成章从南洋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负责。当时，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等正在酝酿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7月26日，陈其美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同盟会与光复会合作问题。会议中，陶成章与陈其美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要打陶成章。陶成章怕不利于己，便匆匆离开上海，再次前往南洋。 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第三号人物李燮和“出其不意地立了首功，拿下吴淞、闸北”②。连陈其美的部下章天觉也说：“其实，按学历资格功绩，李燮和实为首功之人。”③杨谱笙也说：“当时(上海绅商)多数人推举都督的对象是李英石。起义前大家原有‘谁先入咸阳谁尊王’(指刘邦、项羽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复吴淞、闸北，因此又多瞩目李燮和。如果没有李燮和插一脚，就可能推英石当都督。”④黄兴在获悉上海光复后，也写信给李燮和，要其主持沪事。黄兴在信中说：“沪事竟告成功，雄才佩甚……沪事如何进取，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也。”⑤ 光复会、同盟会与上海绅商三种政治势力争夺沪军都督一职，结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以非常手段得到。光复会的李燮和不仅没当上都督，而且连起义后上海“临时总司令”也被解除，陈其美仅给他安排了个“参谋”职务。这样一来，光复会方面“大哗”⑥。“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⑦。但“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让”⑧。这时，上海绅商领袖李平书急忙出来斡旋，他对李燮和说：“今日之事，以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欣然答曰：“诺。”⑨11月9日，李燮和率部去吴淞成立吴淞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宣布只承认苏州的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处于对等地位。 陈其美对此大为不满，首先派出刺客企图刺杀李燮和。据余焕东回忆，当他与李燮和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时，忽有人从车窗外开枪，将李燮和的随身卫士击毙。陈其美本想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但因实力不够不得不放弃。陈其美随后又派出某会党头目持枪到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与李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李表示服从，改为光复军总司令部。 上海争督事件发生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 出于对同盟会的新仇旧恨，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等采取拥护反正旧军官、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政治立场，否定同盟会及其领袖的正统地位，使光复会与同盟会处于更加尖锐的对立地位。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公推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陶成章任都督府参议部参议。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上，陈其美等人极力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而光复会附和立宪派及旧官僚，力推黎元洪。12月4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江苏教育总会开大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其美、汤寿潜、程德全三位都督以及赵凤昌、章驾时、章太炎、王一亭、蔡元培、顾忠琛等各方面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会议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同时选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却遭到了立宪派、旧官僚以及光复会方面的强烈反对。居正回忆当时情形说：“章太炎先生哭诉：黎为首义之鄂军大都督，黄为战时总司令，由黎委任，是黄为黎之部下，应以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⑩一位老官僚说：“黎宋卿在武昌首义，劳苦功高。先头赴武昌一部分代表，已举黎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都督，事实上为大元帅。今反被选副元帅，在黄兴之下，太不合理矣。”(11)程德全的代表章驾时“为感情冲动，力然其说，欲将选举案推翻，以黎为大元帅，黄兴副”(12)。还有人说：“这次选举，完全是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所以煽动留沪的一部分代表，扮演了这一幕滑稽戏。”(13)在陶成章等人的运动下，以朱瑞为首的江浙联军将领对黄兴采取大不敬的态度。他们说：“此人(指黄兴)弃武汉而来，若令守南京，不又弃南京耶？”(14)扬言“不愿隶汉阳败将之下”(15)。钱基博说：“江浙联军诸将，自以克南京有功，而(黄)兴则弃武汉以来，不服……江浙联军诸将既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16)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争执摩擦，日益剧烈。如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张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推黎的居多。其时人们党派分野并未划得十分清楚，我们起初对这事情的想法，以为黎毕竟是武昌首义的人物，黄虽属同盟会领袖之一，但为汉阳作战败将，浙军司令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沪军参谋长黄郛也曾来过南京，他也多少有些活动。他先向我说服，我本来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黄郛讲明当时必须推举黄兴的理由，他还希望我劝告朱瑞，要求朱勿在军中续唱高调。朱本富理智，经过这番疏通，浙军方面才没很坚持下去。”(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