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1)05-0026-06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始起于香港，此即孙中山自述其革命思想源起于香港[1]。其次，则为孙氏于1894年11月24日首创兴中会于檀香山，亦以香港、广州、澳门三地为起点。此因1886年孙氏于广州博济医院习医时，得识具有会党背景的同学郑士良；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相继结织尢列、陈少白及杨鹤龄四人，高谈反清而被当局视为“四大寇”[2]，并透过尢列得以认识辅仁文社之杨衢云、谢缵泰，均属志同道合。1892年孙氏毕业后至澳门行医，结识当地绅商如何穗田、吴节薇等人，然皆非激进者；只有同乡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而得以成为澳门行医时期的同志。继而于广州行医时，结识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王质甫诸人，以双门底圣教书楼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地。此其于粤港澳三地，结识反清同志之人脉，并已计划成立团体，而得以日后组织兴中会”[3](p1、2、75)。至1895年2月21日，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继而返回香港，进行革命，以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尢列、杨鹤龄、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等人为骨干，成立兴中会总会于港岛史丹顿街13号，密谋起义。于此可见香港在第一把革命火炬——兴中会成立时的关键地位。而更重要的意义则为同年策动乙未广州起义，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先声。故此，香港兴中会总会为探究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之源起，是不容忽略的课题[4]。 一、兴中会的创立 兴中会为孙中山倡导革命，首先成立的革命团体，从而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3](P1)。然有关兴中会创设的早期记述，冯自由指称为清季革命史料中“最简略”者。其初只能见之于孙中山自传如《伦敦蒙难记》(1897)、《有志竟成》(1919)、《中国革命史》(1923)、陈少白口述《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及谢缵泰的英文记述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中华民国革命秘史》(1924)数种，而以谢氏一书最系统。其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为兴中会的创立及早期发展，留下“最有价值之记载”。其次则为冯氏所编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28)和5集《革命逸史》(1939-1944)，为兴中会记述最多最详者。此乃冯氏于14岁时随其父镜如营商，侨居横滨，适为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于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逃难至横滨，寓属其父家中，得以亲闻三人讲述兴中会“有声有色”之故事。横滨兴中会分会成立后，亦由其父出任会长，而冯氏遂于其时加入，由是得悉兴中会创立时期情况而详加记述，为该会留下重要史料①。 及至1928年中国国民党北伐统一后，开府南京，获取全国政权而成为执政党，其创党日期遂受党人的关注。时邹鲁出版《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主张兴中会乃于1892年创设于澳门而非檀香山之新说，遂引起党国及革命元老的争论，最终仍以1894年孙中山创设兴中会于檀香山为确论②。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兴中会亦受到国内外史家的关注，有关兴中会的研究渐多③。其中尤以香港成立的兴中会总会，最受注意④。本文即由兴中会的创始入手，探析香港兴中会总会之成立及其于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从而说明香港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之摇篮。 关于兴中会之创立，孙中山日后于其《建国方略》之《有志竟成》，已明确指出乃1894年于檀香山所创设，此点亦为革命史家如冯自由等所首肯⑤。然党国元老邹鲁却于1929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引述孙中山：《伦敦蒙难记》一文，谓1892年于澳门成立少年中国党，此即兴中会。故主张兴中会始创于1892年之澳门，从而引起冯自由及其时党史会之关注，引起讨论，然皆无一赞同兴中会始创于澳门一说⑥。然除此说外，尚有尢列撰《杨衢云略史(中国革命兴中会最初之实录)》一文，提出1893年孙中山于广州设东西药局行医时，与陆皓东、郑士良、尢列等聚会于城南广雅书局之抗风轩，提议成立兴中会，“众赞成之，即日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5]。此即兴中会1893年成立于广州之说。由此可见，兴中会之始创，即出现1892年澳门说，1893年广州说及1894年檀香山说。 其中邹鲁首创澳门说，一经提出，立即为党国元老如邓慕韩、邵元冲、戴季陶、陈果夫、张溥泉等人先后撰著反对，予以否定，并均以檀香山为是[6](P10-11)。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为冯自由反对，冯氏以孙中山之《有志意成》及《中国革命史》之记述为主，指澳门说为“子虚乌有”，已于前述。时兴中会元老陈少白亦于1931年响应党史会查问，并致函说明，肯定兴中会乃始创于檀香山，至此兴中会首创于檀香山由是确立。其后党史会又据檀香山兴中会创始会员何宽、李昌两人，交纳会银于1894年11月24日之记录，而将此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建党纪念日[6](P55-60)。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陈锡祺亦认为邹鲁之澳门说牵强附会⑦。至于1893年广州说，一般学者认为尚未见成立组织，只能视之为发轫[4](P157)。就上述三说观之，仍以檀香山一说最为确切[6](p4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