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102-05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教育史、文化史等方面，容闳(1828-1912年)的地位非同寻常。他是最早的留学生，又是最早的留学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容闳的贡献早已得到公认。不过，本文想从另一个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来评价这位杰出的先驱。笔者想更为强调他因缺乏中国文化素养而带来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使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有很多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留美幼童被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 “香蕉人”(粤语为“香蕉仔”)一词，最早出自北美华人。香蕉是黄皮而白心的，“香蕉人”也同样如此：他们的皮肤像黄种人，但内心却像白人。北美华人用该词来描述那些在北美土生土长的、有中国人之外表而无中国人之内心的孩子，他们只懂得西方文化而基本上不懂得中国文化。笔者以为，用该词来形容容闳也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北美华人所用的这个词带有贬义，而笔者在本文中基本上是在中性的意义上用该词来描述容闳的。 容闳出生于中国，并且在他1847年留美之前已在中国生活了19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他是“香蕉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他早年所受教育说起。他出身于广东珠海(当时属于香山县)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供了他的长兄读中国私塾后，已无力再供他读私塾。但是，在离容闳家很近的澳门，有西方人开设的学校，它们不仅不收中国学生的学费，而且还免费供应食宿。当时的中国父母(尤其是那些体面的父母)并不乐意送孩子进西校读书，但容闳家贫，他不得已而在1835年进西校。后来，该西校停办，容闳辍学在家。到了1841年，他又进了澳门另一西校(马礼逊学校)读书。次年，该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往。在那里，他接受了多年的教育，一直到他留学美国。 1847年，容闳得到数名西方人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他先读中学(孟松学校)，然后进耶鲁大学，于1854年毕业，成为第一位毕业于西方大学的中国人。在容闳留美之前，他在中国起码已接受了六七年的西方教育；留美以后，他又接受了7年的西方教育。因此，接受了如此长时间西方教育的容闳，内心早已西化。不过，吴义雄认为，容闳留美前所上的马礼逊学校是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的，容闳“学中文的时间，前后有8到9年，不可谓短”。但是，吴也承认，容闳对“中文可能不太重视。……虽然中文教育在马礼逊学校占有一席之地，但该校的重点是英文教育。”[1]无论如何，马礼逊学校毕竟是西方人所办的西式学校。说容闳在出国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中国人的外表下，容闳早已有“西心”，说他早已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仔”，实不为过。 容闳在留美期间入美籍，成为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在中国出生的黄皮肤青年却始终未忘故国。他居美7年，对母国之爱一直未曾衰减。1855年，他带着“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回国。容闳指出，“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P62)这样看来，他的心似乎没有完全“白”。但是，除了这种宏愿和对母国的爱以外，他的思维方式、观念取向、处事态度、行为模式等等，又有多少中国的成分呢？ 可能会有论者不同意容闳是“香蕉人”的说法。例如，章开沅先生就强调容闳不仅在西学东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在中学西渐方面也做了不容忽视的工作。章先生说：“我们不宜把青年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3]章先生查阅过耶鲁大学馆藏容闳档案，发现容闳“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歌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1854级众多美国级友赠别。”[4]这些名言佳句包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礼之用，和为贵”、“有志者事竟成”等。章先生发现这些材料，对我们全面研究容闳很有帮助。这些材料表明，容闳确实不是完全不懂中学。但是，章开沅先生可能夸大了容闳的中学素养。如果不是通过遗传，他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是怎样得来的？马礼逊学校尽管有中文教育，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这方面的教育不会占很重要的比例。家庭应该是他接受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途径。但是，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他在家里最多只能接受俗文化，而难以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容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教育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很高的中学素养。另一位研究者李喜所对容闳的中学素养的评价似乎较为客观，但事实上还是高估了这种素养。他说：“实事求是地讲，说容闳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未免过誉；说容闳中国文化水平很低，也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容闳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中美文化兼通，他的中文水平服务于其中美文化沟通事业绰绰有余。”[5] 当容闳重返故土时，他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母国反倒像异乡。此时，他“为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2](P66)故赶紧补习之。但是，要教这位长期在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香蕉仔”，必须用英语来讲解中文。在这种情况下，容闳只好找既懂英文又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向传教士学来的中文，很难是原汁原味的中文。尽管容闳慢慢能讲汉语了，但似乎终生都未能用汉语来写作，以至于他后来要在中国官场写各种公文时，不得不找人来“操刀”。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识大体，亦是一病”。[6](P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