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历史上烈性传染病袭来之时，被传染者本来就是最不幸之人，雪上加霜的是统治者和权势集团又将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转移到他们的身上，所有被视为可能传染疾病之人遭遇的是被蔑视、驱逐，并犹如罪犯一样被关押和监禁。这也是自15世纪以来威尼斯率先采取，后又被欧洲诸国效仿的强制性检疫(quarantine)为当今西方学术界反省和批评之处。①1831-1832年、1848-1849年、1853年和1866年，至少有四次霍乱袭击了欧陆。当时，除城市无产者、自由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发动的罢工、请愿和武装起事外，各地还爆发了众多因强制性隔离检疫而引发的霍乱骚动(cholera riots)，致使当局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较为柔性、较少激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烈性传染病预防措施。在防疫措施方面，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当霍乱、黄热病、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再次爆发，西欧各国的市政当局渐以医学观察和监视(inspection and medical surveillance)取代了自15世纪以来采取的阻断交通、封锁疫区、逐屋检疫、设立传染病船等强制性隔离措施。②逮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除了专制的沙皇俄国之外，这种强制性检疫隔离措施只在檀香山、旧金山等有色人种街区和作为殖民地的中国香港、印度、非洲等地实施，这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殖民统治者眼里，“不洁”、“放荡”、“异端”的有色人种和东方民族从来都被定义为必须要隔绝的疾病传染之源。③ 问题在于，目前对20世纪以来半殖民地中国采取的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的研究，多忽略了在此过程中列强的干预和胁迫，以及俄、日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帝国医学(imperial medicine)的身体政治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列强实施的检疫、防疫措施视为正面意义的“现代”和“先进”；而将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自主检疫、防疫，斥为负面意义的“传统”和“落后”。④这种简单的判定尤其体现在对1910-1911年冬春之际东三省肺鼠疫事件的诠释和解读中。近年来一些最新的研究，也未加审视地认为由官方委以防疫重任的西医成功地控制了此次疫情，⑤这一事件也被视为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凯旋进军，或中国卫生现代化历程中颇具“进步”意义的体现。实际上，这种观点最早见于当时西人的报道。1911年4月1日，当鼠疫在东三省还未完全灭绝之时，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刊登的一篇3月10日发自中国奉天的通讯称：“这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次采用西方的方法去和鼠疫战斗，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是可以对之大加赞扬的。可以感觉到，人民已汲取了可怕的教训，更加相信能够拯救其生命的方法。”⑥此外，同月出版的在华教会最重要的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也称应当赞扬中国人第一次采用西医的方式与鼠疫斗争。⑦同年10月《东方杂志》翻译了一篇外文报刊上关于此次检疫、防疫的文章，也是大谈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以及中国官府为担心俄日干涉而被迫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不过，结尾部分译者附了一段自己的评论，意思是外国各报评论此事，不过出于当时西医之口，他本人虽不反对文中所述西医学术之精，救世之切，但如果要说此次疫症的平息全出于西医之力，则犹未敢深信。作为不治之症的肺鼠疫，不仅华医毫无见地，即使是西医也并不是具有充足的经验。译者进一步指出：“盖我国此次防疫，不惜巨资，延聘西医，事事听其指挥，而外来之药物，不复利市三倍，故外人之业医药者，无不满意耳。”⑧ 笔者认为，如果说历史研究在于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那么就应该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自然不应忽略当时国人对这一事件的认知。与之相应，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著名历史学术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上刊登的以色列学者马克·盖姆萨(Mark Gamsa)以《1910-1911年满洲肺鼠疫流行》(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为题的一篇文章，作者尖锐地批评了以往研究将这种强制性检疫视为“进步”的迷思(myths)。⑨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研究规范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就应一视同仁地通过比较各自占有的资料，判定谁的推论更为可信和恰当。就那些认为近代检疫是“进步”的文章而言，只要看看页下的注释，不难发现研究者较多使用的是官方在疫情平息后编纂的《疫事报告书》，或一些由知识精英撰写的新闻报道，甚至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卫生防疫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研究者多没有进一步比对、参照其时来自疫病现场且现在收藏相当丰富的档案、记事、报道和其他回忆资料。作为对比，盖姆萨则占有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除利用中文、法文、俄文及英文资料之外，他还开掘了当年在疫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傅家甸主持防疫的俄国卜大夫(Budberg-Boenning-hausen)尘封多年的德文回忆录。卜大夫于1907年与当地一位华人女性结婚，他是肺鼠疫蔓延期间在哈尔滨唯一能说汉语且与华人有较多接触的外国医生。他的回忆录详细描述了俄国殖民当局和中国官府采取的强制检疫措施的粗暴和野蛮，以及对来自圣彼得堡的主持哈尔滨俄国东清铁路附属区防疫的另一位俄国医生将华人苦力视为最危险传染源的“科学”认知的质疑。⑩ 从中国本地学者的角度来看，盖姆萨的研究似有可再讨论或再研究的问题：首先，如何评估肺鼠疫蔓延期间地方社会以自救、自助和自保为中心的自主检疫与防疫。盖姆萨虽对强制性检疫有很多质疑，但对当年那些由强制性检疫措施的主持者、鼓吹者们刻意建构出来的关于普通民众和地方社会愚昧落后、冥顽不灵的形象，并没有太多论及。其次，如何“同情式地理解”中国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排斥和打压，这也是由于盖姆萨虽指出俄、日殖民当局的蛮横，却没有进一步区分同样采取这种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中国官府的不同之处。毕竟，其时中国名义上虽拥有东三省的主权，但南满以大连为中心，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相关研究都曾指出，其时俄、日试图以防疫之名而乘机派兵干涉，给中国政府施加了许多政治和军事压力。(11)何以这些年来对此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学术反思和批判能力？盖姆萨毫不客气地指出，关于将“进步”视为此次检疫基本预设的研究，目前只体现在当时俄国和中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中，在西方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这样面对读者，因为这种观念“在英语世界早已灰飞烟灭(extinct)”。(12)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来，受后现代、后殖民和性别研究的影响，欧美、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疾病史、卫生史的研究者们更多从身体/政治、医学知识/殖民帝国的研究脉络出发，(13)来探讨欧美、日本列强当年曾在檀香山、旧金山等有色人种街区，以及印度、非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等殖民地采取的强制性检疫，并将之称为“身体殖民”(the colonizing body)或“白人医学”(white medicine)。(14)在国内学术界，主要学术期刊迄今为止非但没有刊发一篇对当年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反思性文章，且对域外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包括对国内学者的尖刻批评)也未做出任何积极回应，或在仍然刊发相关文字之时进行一个起码的辩护。实际上，盖姆萨作为中国历史的局外旁观之人，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多关注于他所处学术社群里的问题，即通过呈现在此次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悲剧境遇，彻底解构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帝国医学(imperial medicine)的“进步”迷思；而对于中国本地学者来说，除讲述历史的苦难和伤痛之外，还有所谓“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的文化重建责任。所以，本文期望在此研究中注意倾听历史的多重声音，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重新评估列强和官府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的实际效用，以及当地社会在疫情爆发后的自救、自助和自保措施的意义，并由此探讨一些相关研究可能需要改进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