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部分原同盟会的国民党议员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离开国会，重新聚集在孙中山周围，力图重走“革命”之路。大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则选择继续留在国会，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希冀在让渡部分利益的前提下，换取政党和国会的正常运转。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治生命。有关“二次革命”后北京政治进程的论著，大多属于通论性质，并且多集中于探讨民初国会的成败原因，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①。本文提供以事实为依托的定量分析，希望有助于理解民初政局的复杂性。 一、政治语境与国民党留守议员的初步应对 1913年7月25日，革命军败于湖口，仓促举事的“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对北京政局的影响至为关键。原同盟会人的军事行动，事实上首先破坏了民初由各种势力妥协而建立的制度规则，导致由国民党人主导成型的政制设计面临两难的尴尬处境。袁世凯就曾说过：“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然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自无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因少数人权利之争，掩盖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1]148袁对镇压“二次革命”诉诸“共和”、“国会”之高义，既是争取舆论的先手，也是对国民党破坏“游戏规则”的宣示。 “宋案”发生后不久，以孙中山为首的原同盟会要人就开始酝酿武装“讨袁”计划。大借款正式签署后，孙中山公开表示：“目下正在渐就恢复，若再兴兵戎，势必贻国人以莫大之害。然国人前此既以极大代价换得共和，则今此必当誓死拥护共和。”[2]56由于孙的言词过于激烈，当时英国报刊曾拒绝刊登此电。不过，稍晚孙中山与黄兴联合致电万国改良会会长、美国人丁义华，声称：“不知国民纵有攻击政府之心，而此案（指‘宋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二次革命之说，实为不经。”[3]59否认发动“二次革命”的传言，对孙中山而言，可能是虚与委蛇的说辞，但对黄兴而言，则更可能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正式国会开会前夕，黄兴在为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国会议员发表，吾党实占多数，足征吾党之政见合乎公理，所以得人民之赞同，占优胜之势力，而有左右政治之机会。吾人宜应时急起，实行吾政见，以慰人民希望之殷。”[4]316即便是在痛失挚友宋教仁的情况下，黄依然“尊重司法”，“纯主法律解决”[5]50。 孙、黄两人的不同态度，不仅凸显出原同盟会内政治择路的异向，而且代表着国民党内存在的分歧。“自宋案发生，国民党议员分为激烈、稳健两派”，当“湖口起事之时，张继及白逾桓等先已南下，留京重要分子，仅吴景濂、李肇甫、张耀曾、谷钟秀诸人”[6]49。但离京的吾民党议员并不多，“参议员南下者最多不过三十人。众议员南下者，虽无确报，以至多之数计之，亦不出四十人以外”[7]174，且南下者大多系旧同盟会成员[8]13。选择留守国会的国民党议员立场则趋向稳健，“且欲专依宪法，限制袁氏权利，不欲随激烈派南下举兵讨袁”[6]50。 事实上，“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即已呈现分化之势，打出公开旗号的派系有著名的“五政团”，即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和超然社。这些组织规模各异，其人员也不以国民党议员为限。例如“政友会”就是山西国民党籍众议院议员景耀月与曾组织国事维持会之孙毓筠联合成立的，其中国民党员占3/6，进步党员占2/5，且自袁世凯处领有50万元维持费[9]69；以脱离同盟会的刘揆一为会长的“相友会”和“政友会”则持反国民党立场。因此，国民党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二次革命”前后实际已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南方国民党人的军事行动，致使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背上或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包袱”。《申报》在7月初曾发表一篇犀利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今日政党之“离合”只存在“理法派”和“时势派”的分别，而号称所谓“理法派”者，“必自己所处之地位，必先无丝毫无理非法之可言”[10]，其用意明显针对在野的国民党。 章士钊曾引用美国政治学者、曾任哈佛校长的罗伟（Lowell）的话说：“认明反对党为正当团体，如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也。”进而指出：“此条件之适用处有三：一在竞争时；一在得势时；一在失势时。”其中，“失势时而守此也，可以释然于党势之消长，嫉与忿两无所用之，且并了然于己之所以失败者无他，特本党党纲未为国人所共喻，由于鼓吹未尽其道，此后惟当整顿，第二次旗鼓而已”[11]390。“二次革命”后，国民党面临政治对手、社会舆论以及内部危机的多重压力，在国会中处于“失势”的境地。与章士钊对罗伟之言的理解相反，此时的国民党被迫放弃政党赖以存在的条件，开始调整反对党的立场。 “赣宁之役”失败当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即召开会议，商议应对之策。与会者分歧严重，尤其在是否公开谴责黄兴、李烈钧等人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否对黄兴等除名问题上各执一词。其中一方认为此次乱事（指“二次革命”）“属此少数人之手段”，全党名誉不能败坏；另一方则主张持冷静态度，不急于表态。因为“缓激方面暂且皆不置一词”，故“该党开会并未得表决之结果。盖两派之意见不能融合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