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喜霞(1977- ),女,甘肃静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陕西 西安 710065)。

原文出处:
宁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政局动荡,各种分离倾向日益严重,以汉族官僚的任用为由,满族皇室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清皇室内部分裂的迹象逐渐明显。对自我经济利益的极为看重,使得清皇室不能团结起来,抵御南方民军的武力威胁,在后期的谈判中先机丧失殆尽。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最终诱致了退位诏书的出台。与前期谈判内容相比,最终形成的退位条款对皇室利益大打折扣,从皇室的角度来说,清帝退位诏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清朝皇帝物质利益的工具。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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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5-0115-05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历史大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清帝退位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掩盖在各地革命起义的光辉之下,较少被学者所关注,对皇室内部力量变化与清帝退位诏书关系的研究就更鲜见。因此,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皇室成员活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对辛亥革命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清末满族皇室的分裂

      有清一朝,满族皇室内部之间的权力纷争不断。近代以来随着统治危机的出现,皇室之间的政治分化更是愈演愈烈,举其要者,有“辛酉政变”的骨肉相残,“戊戌政变”慈禧与光绪母子的反目成仇。宣统年间,皇室成员之间的权力争斗表面上落在汉族官吏的任用问题上,实际上是皇室权力斗争的反映,这一问题从满族统治者入关以来就存在。

      满族贵族自入关以来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以汉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保有满人为主导的封建统治,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将最重要的政权部门委以皇室人员。到清朝末年,清王朝旧有的统治方式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挑战,统治者被迫逐渐把财政权、用人权、军事权下放给各省督抚,督抚的地位日益显要,尤其汉族督抚,他们的势力不断膨胀(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满族皇室的统治受到威胁。满族亲贵中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取向:一方面忽视汉族实力派对中央统治地位的威胁,延续旧有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逐渐压制、削弱对地方实力派的依赖程度,加强满族亲贵权力。他们的意见分歧在清末立宪运动时期表现明显,两派的斗争主要围绕袁世凯的任用问题而展开。摄政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对清王朝皇族统治权的削弱非常不满,对汉族官僚袁世凯尤其警惕。1908年,善耆和载泽“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即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善耆主张严办”[1]324。在他们三人的鼓动下,袁世凯被罢免。另外一方面,对汉族实力派增长持认同态度的代表人有庆亲王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等,他们和袁世凯关系紧密,成为袁的重要同盟。“皇族内阁”出台后,社会不满加剧,殆武昌起义爆发,皇室内部众口惶惑,主张更见分歧。奕劻、那桐等人平时就对载沣的作为颇多微词,加上皇室需要扭转因“皇族内阁”出台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内外压力之下,载沣自辞监国摄政王之位,宣布“退归藩邸,不再预政”[2]卷六十六.辛亥.十月.庚戌。针对袁世凯,皇室内部冲突加剧,载沣与奕劻在清末是军机处的两位重臣,他们的分歧意见,使得满族皇室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

      满族皇室分裂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即皇室成员对于个人利益的看重和对待国家事务的漠视。面对南方的武力威胁,清政府财政困窘,无力支撑军费开支,隆裕太后要求诸亲贵毁家纾难,但皇室成员给予支持者寥寥。隆裕下旨给各亲贵大臣,要求他们将“所存款项,分别提回,接济军用”,并通过宗人府传知各王公,“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2]卷六十七.辛亥.十一月.戊寅。为了调动王公购买国债的积极性,诏书还强调由度支部制定国债的归还章程,承诺“事宜后归还”[2]卷六十七.辛亥.十一月.戊寅。隆裕的懿旨迫使皇室人员捐款,但捐款的数字与清廷的期望相去甚远,从恽毓鼎日记的记载可见一斑:“庆邸(庆亲王奕劻)近捐银五万,载泽捐五千金,以行贿所得不能兑现之大清银行期票抵之,银行退还,泽无怍色。”[3]567与此数字作对照,当时清王公储存在外国银行的银两达四千万之巨[4]69。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也试图采取措施让各王公捐款,称“倘皇室及亲贵不能筹饷,彼亦即需辞职”,并以没有获得足够的军饷,“深不满意于各王公,因此遂告病假”[6]498。袁世凯的告病加深了皇室之间的裂隙。针对军费筹集的困难局面,资政院也制定筹款办法,“分往各处亲贵处,劝捐”,并“拟调查各亲贵存款实数,以强迫手段勒令认捐”[6]1912年1月1日第一张第七版。隆裕太后、袁世凯、资政院等期望皇室捐款以利军费的做法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清廷出现了王公殷实、政府亏空之状态。在此情形下,皇室成员各怀心思,消极对待国家事务。在1911年12月袁世凯被袭击时,太后特集亲贵开御前会议,决和战,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诸亲贵皆愿退让[3]570。之后召开的内阁会议,醇亲王等均到场,“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5]111。良弼被炸后,随着危机的迫近,皇室人员纷纷出走,前往青岛、天津租界地等处避难。1912年1月召开的御前会议,商讨国家大计,反对共和的声音微弱[7]948。隆裕召集的王公会议,诸王公“亦鲜有至者”[4]69。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皇室内部已经分崩离析,此后,皇室再也没有形成抵抗南方民军的能力,清帝退位已经不可避免。

      皇室分裂对清帝退位诏书的影响

      皇室内部的分裂客观上使汉族官员地位凸显,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再次出现在朝廷上,并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其实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当时有些满族亲贵就因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附从民军默赞共和,要求袁世凯“再选派一皇族中精干者充任议和大臣,袁不同意,满族亲贵与袁氏之感情因此益恶”[6]1912年1月2日第一张第五版。分裂的皇室已然无法阻止袁世凯的行动。1912年1月3日,醇亲王倒戈,宣布支持共和[8]3。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庆亲王奕劻不断向隆裕太后施压,终于在2月1日,太后将所有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袁世凯将南京政府拟就的诏书进行篡改①,以显示其是从逊位的皇帝手中获取政权的[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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