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①前后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边疆地区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西风东渐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洋务”、改良、革命等各种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出现了新旧思想交替、中西观念汇聚的局面。面对边疆地区日益严峻的形势，一些人的边疆治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既总结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经验，又主动地借鉴近代西方的理念，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反映了特定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仿“殖民”体制和“同化”措施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但今天学术界仍未给予足够关注。本文拟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仿“殖民”体制和“同化”的治边理念及其演变过程，以期抛砖引玉，并恳请方家指正。 1911年前，“殖民”、“同化”的观念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一方面各界人士提出的边疆治理建议中包含有相关内容，并主要针对西藏、蒙古地区，代表性意见是张荫棠、陈赞鹏仿照英国、荷兰的“殖民”体制治理西藏，以及姚锡光的“汉蒙同化”建议；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梁启超等的论战中涉及民族关系，“民族同化”问题成为焦点之一。 (一)张荫棠、陈赞鹏等人仿照“殖民”体制治藏的设想 1907年2月，张荫棠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中提出了治理西藏的一揽子方案，主张实行新政，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练兵、开矿、办学、外交、经济等多项内容。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他主张仿照英国治理印度殖民地的模式，实行藩王制，“优渥达赖、班禅，恢复藏王体制，以汉官监之”；“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其“体制事权，一如(英属)印(度总)督用王礼”；设一名会办大臣，统管全藏事务；下设参赞、副参赞和左、右参议、副参议五名属官，“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管理各项事务。② 张氏建议的核心在于结束政教合一制度，由朝廷“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设立参赞、参议、职能局取代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他的设想在当时得到不少人的响应，1908年7月《广益丛报》第175号就发表了文章，强调“中国之治西藏，不干涉其宗教风俗，而军政外交财政则驻藏大臣实握其权，此与英人之治印度政策略同”，“列国之治属地，亦半用地此法，实待属地最良之策”，只因历任驻藏大臣缺乏才干，又因清廷“轻视此官”，致使驻藏官员开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③1909年4月，《北洋法政学报》发表的《治藏条陈》又提出了仿“殖民”体制治藏的建议。该《条陈》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留学生陈赞鹏呈交给驻藏大臣的文稿，主要结合东、西方的理论、观念，提出一系列的治藏建议，包括“收主权”、“筹武备”、“重人才”、“划区域”、“定官制”、“理财政”、“兴实业”、“兴教育”、“讲交通”、“设调查”、“重外交”等。其中，“收主权”、“定官制”就是针对西藏当时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改革建议。 在论及“收主权”时，陈氏称：“西哲之言国家者，皆以主权与土地人民并举”，如果“主权既失”，即使“有土地人民，亦既名亡而实亡”。他认为，过去“西藏之外交内政向由达赖自主，我朝素不与闻，即虽设驻藏大臣，而曾不能与之平等，何况揽之主权？此则世界各国之处置殖民地，未有若此者也”。他为此提出了十条具体的建议，其中六条参照了荷兰殖民者统治荷属爪哇的体制，包括：一、“宜尊崇驻藏大臣之品秩”，“使达赖不致于专恣，而藏民易于镇摄”；二、实行政教分离，西藏政事“一归于驻藏大臣”；三、“宜优达赖之俸廪”，仿照“荷兰所与爪哇梭罗王之例，年或二十万或三十万”，而西藏行政经费和“达赖前时有无借取外债，俱归国家担理”；四、“宜设多数之虚职，选其豪猾者任之”，即仿照“爪哇之例，每县府皆有其土官，只食薪俸”，让他们只管“检盗窃、整治道路等细小之职事，不以大权相属”，而且他们“皆统辖于驻藏大臣，达赖不得干预，惟薪俸当比旧日之藏官较优厚”；五、“宜定达赖相见外人之限制”，仿照“梭罗王之例，凡属外国人，必须得驻藏大臣允许”，才能会见；六、“宜慎达赖之府库”，即从内地选拔“清廉而善于会计者，由达赖聘请，代其掌典财库，每月清结数目，一份呈明达赖，一份报呈驻藏大臣”，以便了解达赖的财政收入、支出状况。陈氏还说，十年前荷属殖民地的梭罗知县就“笼络梭罗王，使其聘用荷人，以主度支”，荷兰政府认为该知县立了大功，把他提升为知府，表明其对这一安排的重视。 至于“划区域”、“定官制”，陈氏介绍了荷属爪哇“以五万方里之地，划为二十四大区”和大区又分为数十个小区的做法，主张在西藏重新划分区域、设立府县，并改革官制，强化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他还介绍了荷属爪哇设有“荷兰官、巫来由官”和各局、府、县及司法、军事机构，建议清政府仿照荷属爪哇的行政体制，加强对西藏的治理：西藏至少应设立20多个府、100多个县，每府驻扎军队“以资镇摄”；在西藏分设“华官、藏官，驻藏大臣之下分设财政、军政、民政三司，各司长官秩如内省之藩臬，分科治事”，并设提督一名“操练军事”，设立高等审判院“以司高等之裁判”；所有新设的官员都由“华官”担任，达赖、班禅要“特与巨俸而收其权”，堪布以下“藏官”只“优其俸而不举事权”。④ (二)姚锡光的“蒙汉同化”思想 姚锡光是清末民初边疆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十分关心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事务，1906年前后两度到蒙古地区考察，当清廷议设川滇边务大臣，最初曾命他“肩厥任，锡光以资浅辞”，后由赵尔丰出任此职。⑤他还就海防、蒙古、西藏等治理提出相关建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蒙古地区治理方面，他建议在蒙古地区设行省，蒙盐专卖，设银行，移民实边；修筑张家口—库伦—恰克图铁路，发展近代交通；兴教育，启民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