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去成为障碍和负担,那么,认识过去,是最安全可靠的解放。——阿屯顿勋爵 一、起源 长久以来,严肃的艺术史家和绘画爱好者对维米尔的神秘身份无不感到困惑,甚至在19世纪中期以前依然有不少人对维米尔的名字还闻所未闻。毕竟在作品中,维米尔表现了17世纪时期德尔夫特的城市与风俗场景,而他自身的状况甚至形象都被“有意识地”隐藏了。这在他去世后直到19世纪的近两百年时间中皆是如此。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维米尔独特的艺术气质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身世、经历、信仰、神秘且略带孤傲的精神和他细腻的情感正是伟大作品萌发的土壤,对他隐秘世界的追溯要求我们努力去拨开其中的历史迷雾。 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科学》一书中,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曾构思过一帧文化模板,他强调: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图作个比较,地图显然不是一片具体的地块,而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地图如果绘制得精确,人们看了它就不会迷失途津。文化如果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就会认识到存在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生活方式,认识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艺术史中一些特定人物(无论什么原因)的历史隐身使试图完整了解他们的艺术活动成为困难,在仅存的作品不足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艺术家的日常活动、创作动机和思维之时,蔓延于文化外围的途径也许能提供某些益处。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也表述: 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是领悟人类在社会上所作所为的性质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因素。② 开启维米尔世界的破冰之旅始于法国艺术评论家托雷·布格尔[Thore-Bürger,1807-1869],他因“重新”发现维米尔而获得声誉。在经历18世纪的一百年后,维米尔在荷兰之外几乎被遗忘殆尽。到19世纪时,许多鉴赏家和艺术史学者对他作品的了解也只限于耳闻。在1858和1862年出版的两卷《荷兰博物馆》中,托雷·布格尔努力寻觅有关艺术家的蛛丝马迹。所有遗留维米尔艺术信息的载体只是被人们所熟识的三十余幅作品。即使是在托雷·布格尔对维米尔做考察之时,尚不知维米尔成婚或去世的确切时间。③对于维米尔作品背后那“隐蔽的世界”,托雷·布格尔亦曾倍感困惑。克
图1 阿诺德·伯恩悼念画家卡莱尔·法布利修斯离世的诗文
图2-1 维米尔的出生洗礼文书(1632年)
图2-2 局部鲁克洪文化模板的优势在于暗示出一种科学的方法,所谓个人文件法、保护法以及语言分析法都被用来作为开启隐型文化的钥匙。社会成员心理研究即测定法以及其他的定量方法都被用来检定个人及其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④ 在艺术史领域,19世纪法国艺术批评家、画家扎查里·阿斯特鲁[Zacharie Astruc,1833-1907]曾说:传记作家对维米尔保持沉默,业余爱好者听到维米尔名字时做鬼脸,他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被知晓。维米尔没有引起与之相当的关注。⑤对于维米尔学术史研究而言,1860年具有重要意义。在克里斯蒂安·克拉姆的艺术家辞典中,阿诺德·伯恩于1667年出版在著作《德尔夫特的描述》(Beschryvinge der stadt Delft)中的一首诗(图1)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诗文中,伯恩回顾了在德尔夫特定居的画家卡莱尔·法布利提乌斯[Carel Fabritius]之殁,克拉姆对后来的作者们引用此篇长文总是遗漏诗文最后四句感到尤为惊讶,遗漏的诗文言及画家维米尔恰如浴火凤凰,在法布利提乌斯的灰烬中浴火重生。克拉姆疑惑道:“这只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呢?”⑥ 亨利·哈佛[Henri Havard]在1883年的著述中表示:显然这是蓄意的。17世纪的阿诺德·霍布拉肯[Arnold Houbraken,1660-1719],这位荷兰画派中的“瓦萨里”,很慷慨地提到了几乎不值得去说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他所讲述的故事较别人更可信,作为一个传记作者抓住每件事情,并且轻信别人告诉他的故事,然而霍布拉肯却从未提起过维米尔。他确为遗漏伯恩所言及维米尔诗篇的第一位传记作家。⑦关于霍布拉肯为何未将维米尔收录进他的画家传记中已不可知。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因为维米尔的声誉在当时已绎跨越荷兰的国境,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贵族十分欣赏他的作品,而且他两度被委任为德尔夫特圣路加行会执事(headmen)一职,显然比那些“不值得去说的艺术家们”更有记载的价值。不过这似乎证实了一个重要方面,诚如威廉·马丁[Willem Martin]在1904年时所指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