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在中国摄影界引发过不少争议。实际上它是仅中国有世界无的奇特概念，正如时下流行的种种“特色”理论和概念一样，是西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转译引述被本土语境异化的结果。它倡导在摄影创作中用“客观”记录方式，拍摄各种可见社会现象，高扬人道关怀、揭示人间黑暗不公的旗帜。它以社会责任、正义、道德为判断作品价值或优劣的主要标准，从1980年代初在我们的摄影理论中建基，到1990年代初已成为定型的摄影创作理念和范式，在摄影领域被号召性地高调宣扬。时下浏览我们摄影网站或纸质摄影媒体，这个概念依然随处充斥。30年来它在我们摄影创作理论、实践和展览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排斥其他一如主观性摄影、风光摄影、私摄影以及后来的观念摄影等等，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摄影创作“第一概念”。不少摄影刊物或网络以发表“纪实摄影”作品为主。很多机构设立长、短期各种名义的“纪实摄影奖”。2006年国内摄影作品首次拍卖也以“纪实摄影”为重点。连作为当代艺术重镇宋庄标志性美术馆落成，首选展览内容也是“纪实摄影”。近若干年随“观念摄影”、“新摄影”和数字新媒介技术发展，它的影响才客观上受到抑制，但依然十分流行生效，依旧被很多人当成摄影创作体现“良心”的方法和必走之路。 一、“纪实摄影”概念由来——林少忠先生访谈 2009年5月，为梳理中国当代摄影初期状况，我曾访问“纪实摄影”这个词组和概念的引进译定者林少忠先生(林少忠先生现已87岁高龄)。他对当年翻译情况仍记忆清晰，并对这一概念有非常透彻清醒的理解。 徐勇：林老，您是80年代《国际摄影》杂志的主要编辑。我们知道“纪实摄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这本杂志上，并且是从英语“Documentary Photography”翻译过来的。想跟您聊聊当时翻译的情况，请您给介绍一下。 林少忠：我现在身体不好，说起话来有点吃力，但记忆还没什么大问题。“纪实摄影”是来源美国的一个概念，我当初参与了翻译介绍。文章最早登在《国际摄影》杂志1981年第6期上。“文革”结束后中国摄影学会的活动逐渐恢复，开始想有选择地介绍一点西方摄影的情况，《国际摄影》就是这时候创刊的。我们那时选择介绍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摄影文库》中的一些篇章，看中《社会记录摄影》那一册的前言文字。我找到王慧敏。王慧敏是文化部电影研究所很有才能的女翻译，翻译过很多外国电影故事片、纪录片，还有有关电影的各种文章。《社会记录摄影》的前言文字中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英文词组，一开始由《国际摄影》的编辑毛众役翻译成“文献摄影”。当时我们去问美国华裔摄影家李元先生，他也主张翻成“文献摄影”。为了慎重后来这篇前言由我拿去给了王慧敏。当时她已经快80岁了——现早已过世。究竟是翻成“文献摄影”还是翻成“纪录摄影”，王慧敏对这个词的翻译也拿不定主意。在电影类型中有“纪录电影”或“纪录片”，那么在摄影中怎么翻？由于这个词组的翻译很关键，王慧敏叫我一起商量。我从东单红星胡同赶到她天坛东门那边的家里。我认为翻成“文献摄影”、“纪录摄影”都有点不明确，好像科学研究目的的“档案摄影”。其他艺术门类里有“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摄影理论里没有这个词。她说是不是可以用“纪实”这个词来代替，对应的中国有“纪实文学”，所以可以翻成“纪实摄影”。我与她进行讨论。我们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精神情怀，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样翻成“纪实”在概念上就既与西方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有联系，又和我们自己传统的精神有联系。我们都觉得不错，又与毛众役商量后就把它定下来了。 徐勇：现在“纪实摄影”这个词早已遍地开花，在我们的摄影论述、创作中总是被特别强调，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林少忠：其实当时正式或准确翻法应该是“社会记录摄影”，在“记录摄影”前面加上“社会”这个词。 徐勇：那我们这个翻法是否错了或者带有主观性？ 林少忠：其实这个概念是1936年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兴起的。1936年之前只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即“文件摄影”、“证据摄影”，或者也可以叫做“档案摄影”，前面没有加“社会”——“Social”一词。1936年后都加上了，即“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在1992年由我和毛众役、江宁生等人翻译介绍的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ICP：美国纽约摄影国际中心)中，已经把这个概念的解释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差别就在前面有没有加“社会”两个字上，已经讲清楚了。不过后来随意解释就没人听我们的了。 徐勇：“纪实摄影”现在同英文原意里的概念偏差很大。我们很想知道英文里“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概念的由来。 林少忠：这一概念的产生与美国历史有关。背景是发生在美国从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社会有大量的自耕农和小佃农、手工业者破产失业。美国有一种摄影叫“政府摄影”，由政府出钱雇用职业摄影师、记者等去拍摄记录自然或社会灾害，或拍摄其他社会危机情况，用来作为证据档案材料，为政府提出政策提供依据。所以这种摄影也可以叫做“证据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本意也是如此。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为向国会提供证据申请拨款，由农业安全局(F.S.A)雇用包括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还有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在内的一批职业摄影师组成摄影队，去拍摄记录美国农业受经济危机冲击农业灾民的情况。这次拍摄记录的总数达27万张底片。这不光是美国，也是世界摄影史上规模最大的专门的摄影文献资料。路易斯·海因本人是社会学家，《摄影百科》里面有介绍。他关心社会问题，在经济危机之前就拍了很多社会记录的照片作为他社会学的研究资料。但他的晚年很惨，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死后他的照片堆在美国当时的“摄影同盟”的机构里没有人管。 社会记录摄影的兴起有它复杂的国际背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国际共运兴起的背景下，1929年至1933年美国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促使美共和美国左翼组织活跃抬头。社会记录摄影后来变成一种由美共和左翼人士推动的摄影，将摄影视为改变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通过这种照片引起人们对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社会黑暗面的关注，达到改变政府和社会现状的目的。美国有个摄影组织叫“摄影同盟”(“Photo League”——其前身为“纽约工人电影与摄影同盟”)，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二战结束前它很活跃，其成员主要是左翼亲共摄影师组成。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是亲共的，当时美国政府不信任他。它(摄影同盟)出过一本杂志叫《摄影记事》(Photo Notes)，在当时很有名，由美共成员瓦尔特·罗森伯拉姆(Walter Rosenblum)当主编。他是意大利移民子弟，后来成为“摄影同盟”的主席。路易斯·海因是罗森伯拉姆的摄影老师。罗后来找人整理了堆在“摄影同盟”里长时间没人管的路易斯·海因的照片出成书，拿去给美国现代艺术馆的摄影部主管斯泰肯·爱德华(Steichen Edward)看，结果斯泰肯不屑一顾。斯泰肯是美国的主流文化人，他主持的“人类大家庭”摄影展览在美国和全世界都得到很高评价。美国主流文化人对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科内尔·卡帕(Cornell Capa)的评价很低，说他混淆了摄影的概念。他创办的ICP美国国际摄影中心主要是继承推广记录报道摄影和他哥哥罗伯特·卡帕的，本来没有艺术摄影的内容。他很不赞成亚当斯·安塞尔(Adams Ansel)、威斯顿·爱德华(Weston Edward)这些人的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