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65-08 南宋时期，山水画的题材风格、审美旨趣发生了显著变化。傅熹年先生将其概括为：“和北宋相比，山水画由山重水复、气势壮阔的全景发展到烟水凄迷、幽寂虚旷的一角，花鸟画由坡石花鸟俱全的宫苑小景发展为折枝写生。……从绘画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由表现全景转向深入发掘、细腻表现较平凡的角落和近景中所蕴藏的美的变化，是观察和表现能力的进步。南宋院体画气势没有北宋宏大，笔墨没有北宋坚实，但构思巧密，手法新奇，笔墨简练含蓄，风格典雅优美，长于表现特定的气氛、意境和瞬间情态，并留有供阅者想象的余地，则是其主要成就和特色。”①徐书城先生认为：“(南宋)山水画坛又出现了一派新气象，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一些画家——亦即史称‘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四位山水画家。世或谓之‘院体’，以之区别于北宋时期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派，并以其典丽、精巧、秀润为特点的宫廷山水画风格著称于世，成为一时之所尚，流风亦波及于后世。”② 南宋山水画风格“刘李马夏又一变”③的原因，除对绘画艺术的技法、形式、构图、审美取向，以及地理环境变迁④等因素进行探讨外，造成影响变化的社会原因大致有“社会环境变迁”⑤、“尽情享受思想”⑥、“偏安沉酣”⑦等几种看法。清代以来的绘画评论，往往将马远、夏圭的创作意图与南宋的“半壁江山”联系起来——“从一角、半边的构图，发现其艺术以外的意义，以南宋偏安的‘剩水残山’观之，怕并不是纯然外加的。”⑧但是，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批评“残山剩水”之余，肯定李、刘、马、夏四大家的笔触上，“实含有一种对时代的抗辩与叹息之声”⑨。因为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志士们鼓动、讽谏往往不起作用，他们悲观失望与作品基调是一致的。⑩上述几种说法大都从政治层面进行阐述，着眼点在于统治阶级的享乐和不振作。这些看法和论述，无疑对认识南宋山水画风格演变大有裨益。但似过于简略和笼统，故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一些更细致的讨论。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11)从中唐到北宋，随着科举制的普及与完善，世俗地主、官僚士大夫阶层渐次取代此前的门阀世族，成为支持君主官僚政体的主要阶级基础，他们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多样化、全面的开拓和成熟，促成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在绘画领域，郭若虚《论古今优劣》云：“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12)南宋以山水画的发展最具代表性，“自唐至本朝，以画山水得名者，类非画家者流，而多出于缙绅士大夫”。(13)郭思赞曰：“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絶，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猨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斯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14)《宣和画谱·山水叙论》的编者亦言：“盖昔人以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为幽人、隐士之诮，是则山水之于画，市之于康衢世目，未必售也。”(15)李泽厚先生指出，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中。(16)因此，探寻反映山水画社会内容风格的演变，应从专属于缙绅、士大夫的生活经历入手。南宋山水画“又一变”的社会原因，无疑是与这个阶层在南宋的发展变化分不开。 一、南北宋的社会变动 宋代以农业立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从事农业生产。宋代的人口按有无田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划分，有主户、客户之别；若以承担国家财税，按财产多少，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17)若按经济力量划分，北宋时期乡村主户五等可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一般说一等户又称作上户与享有特权的官户、形势户可属于上层，是豪强、大地主；二、三等户属于中层，是中小地主；四、五等户属于下层，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 北宋时期，来自中小地主的士人(特别是来自南方地区)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形成新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成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力量，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勃勃生机。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就是建立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基础上。(18)因此，以雄浑、辽阔、崇高为审美旨趣而展现出具有浑厚、整体、全景的北宋山水画，更多的表现来自中小地主阶层的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南宋经济同北宋经济的发展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土地高度集中在以权臣为代表的官僚大地主集团。(19)江西东路建康府的“永丰圩(八十四圩共之)”(20)“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21)从北宋晚期到南宋曾被官府先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秦桧的孙子居住于金陵，挥霍无度，渐忧生计窘迫，“问其岁入几何？曰：米十万斛耳。”(22)绰号“铁脸”的张俊，“俊喜殖产，其罢兵而归也”，有15个庄子，分布在6州10县，都是两浙江东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岁收租米六十万斛。”(23)张俊的儿子张子颜一次献给政府的淮南田近2万亩，一次献给朝廷的助军米达10万石。杨存中、吴玠等武将也占有大片田产。南宋中叶以后，当朝权臣无不广纳田产。史弥远通过陆游的不肖之子陆子遹，“夺溧阳县张挺、沈成等田产凡一万八千余亩”。(24)另一权臣韩侂胄被杀籍没的田产，单是万亩庄和其它权宦土地隶属的安边所，共收米721700斛、钱1315000缗。 南宋时期享有种种特权的官户和较富裕的上户，合计约占农村总户数的9%—10%。(25)官户在农村中拥有最多田产，南宋晚年抚州乐安县三十余户首富中大部分都是官户。(26)“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27)，“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28)上层地主经济力量日益增加，中小地主经济力量不断削弱。一个拥有一二百亩田地的地主，收入不过一二百石地租，甚至出现“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29)，“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30)中小地主经济力量的削弱，直接造成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形成有力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强势力。在某些时期内，突出表现为依附权臣秦桧、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等人的专政。元人汤垕对南宋晚期皇室、豪势垄断、独占绘画鉴赏及收藏所说的一段话，透露出这方面的讯息：“宋末士大夫不识画者多，纵得赏鉴之名，亦甚苟且。盖物尽在天府，人间所存不多，动为豪势夺去。贾似道擅国柄，留意收藏。当时趋附之徒，尽心搜访以献。”(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