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实到方法

      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既漫长又短暂的时代。整个国家经受了长时间巨大的创痛，而西潮又将其迅速卷入到统一的世界史视野中，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历史建构在全新的、变化着的社会情境中艰难进行。既有植入也有应对，既有融合也有抗衡，在变异中自觉地进行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美术现代性的中国美术现代性之路。如何看待和评价、理解和阐释这段历史，是研究中国现代美术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事实上，困扰中国现代美术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现代哲学、现代文学以及儒学的当代重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困境。中国现代转型中所处的这些困境，迫使我们思考既有的现代性模式和理论如何与中国经验相结合，或者能否从中国经验中生发出新的现代性模式。近些年逐步得到展开的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合法性讨论，多已意识到普遍存在着的困惑和尴尬——外部得不到西方主流话语系统的认可，自身又缺乏理论自信而在自我认同上出现深层危机。反思现代世界体系、反思中国现代转型的历程，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经之路。

      一、近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是决定近现代美术发展的根本动因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引进西方理论的根本诉求都是源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救国新民的目标。创痛危机和民族意志是决定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最基本的事实与动力。

      我们谈论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或者说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去谈方法论，实际上是有一个事实前提的，因为方法一定要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对象如果有所改变与不同，方法也就不得不调整与改变。方法是从事实中生长出来的，事实、问题比方法更基本，方法源于事实，是为了研究事实、研究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手段。从事实出发是我研究美术史的一个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具体来说就是从近现代中国社会经历的“千古大变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史视角的事实。

      鸦片战争是中国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战败受辱的事实迫使中国接受了西方社会19世纪后半期由条约、公法所掩饰的侵略与洗劫。从此，中国一步步沦入苦难的深渊。殖民主义者的疯狂掠夺激化了中国的内部矛盾，沉重的战争赔款通过税收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直接威胁到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基本生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惨痛的集体记忆。整个国家陷入了深重危机，持续时间之久、受害范围之大，在历史上亦属罕见。民族创痛感弥漫开来，屈辱、悲愤、绝望、抗争，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情绪。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变故，上至王公贵族、绅商官员，下至普通士人、平民百姓，都受到了强烈震撼。“奇变”、“奇局”、“变局”、“世变”、“大变”等词开始频繁出现，充分反映出中国士人在面临前所未遇的历史困境时的骇然心态。民族的创痛，引发了摆脱困境的民族自觉。实现主权独立，富国强兵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条主线。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系列丛书 潘公凯著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与西方或亚洲其他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社会动荡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与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苦难和所付出的代价，使得中国这段历史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极具特殊性。社会史角度下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走向。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不得不走这样的路、不得不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的这种被动性和被制约性，比西方近现代美术进程要大得多。西方艺术史当中，尤其是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发展史中，无论是马蒂斯、毕加索还是波洛克、劳申伯，这些艺术家是有很大独立性的，他们的创作风格、与艺术体制的关系、所受到的社会制约，跟中国艺术家所受到的来自于艺术本体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左右和约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艺坛中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倾向比较浓厚的艺术家，都极大地受到了中国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全局性判断，要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去寻找根据，艺术说到底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中国艺术问题的复杂性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传统内部价值演进的困境与突围，二是西方艺术移植过来以后的时空错位，三是中西体系碰撞交融过程中所造成的价值碎裂，四是研究中本体论角度和社会学角度的复杂关系。它们不仅涉及形式语言问题，更与中西艺术体系不同、社会情境的巨大差异相关联。

      首先，由于封建社会的老化，中国传统绘画价值体系的演进在近代陷入困境，中国画体系内部发展缺乏动力，中国社会环境也十分衰败，这可以称之为“内疲外衰”。具体而言，自董其昌之后，由于后继者的才情平庸和趣味的世俗化倾向，其绘画理论和创作指向成为一种平庸柔弱的教条，了无生趣。虽然徐青藤、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人企图以个人的才华和勇气从困境中突围，但是已成末世的封建帝国的整体氛围对于绘画艺术失去了刺激力，他们在笔墨上的突围未能成为当时画界、文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典范。金石学兴起后，文人画在传统文化圈找到了新的生长点，这种新兴的审美趣味找到了合法性根据，进入了新的建构的阶段。但这种新的审美标准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理论化的、系统性的表达，且遭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干扰和强行侵入，中国画自律性演进断裂，传统体系未能形成新的价值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