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21世纪中国美术走向的三种文化态度 王镛（《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6.43~45） 20世纪初，经过19世纪末的酝酿和躁动，西方经典的现代艺术已臻于成熟，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也开始逐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21世纪初的中国美术仍然面临着20世纪遗留的问题，诸如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革新与保守、全球化与本土化之类。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西方文化空前大量的涌入和新一轮的挑战。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文化态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复杂的变化，但基本上仍然延续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折中主义三种文化态度。所谓“保守”、“激进”、“折中”，纯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中性概念，不带意识形态的褒贬含义。“保守”不等于守旧，“激进”不等于革新，“折中”不等于拼凑。这三种文化态度都是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这些对策的目的都在于寻求振兴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尽管这三种文化态度各执一词，时有争论，但正是这三种文化态度的矛盾冲突，彼此消长，互相渗透、补充和调整，形成了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保持了中国文化生态多元互补的均衡格局。这三种文化态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21世纪中国美术的走向。 中国现代书法产生的文化背景研究 刘灿铭（《艺术百家》，2011.5.185~188） 现代书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形态，因而现代书法之发生便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孕育着现代书法的独特的文化生态背景，这一背景主要反映在当时国外文化的侵入以及国内文化的繁荣等方面。任何文化新形态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文化背景的浸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十年文化浩劫后的中国向世人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多元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文化领域空前的繁荣景象，而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现代书法应运而生。西方现代派思潮特别是抽象派艺术，坚持纯粹的造型表现和感知，追求对于事物本质和人类内在世界的表现，这对现代书法的产生影响深远；同时期的日本前卫派书法的影响则更是不可忽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中日书法界频繁的交流活动对中国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现代书法比较直接地接受了日本前卫派书法的影响和派生已成为中国书法界的学术共识；西方多元文化的侵入再加上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使得国内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步确立以及八五新潮美术的发展，成为推动现代书法发生的直接动力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书法美学大讨论实际上成为现代书法之价值理念的合法化过程，这是现代书法发生的前提之一。 书法名石汉画考论 郑志刚（《中国美术》，2011.5.100~104） 汉画是厚葬所催发的东方艺术形式。彩墨壁画、画像石及画像砖，生动反映了两汉社会的各个侧面，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章节。专意讨论汉画的著述早已不可胜数，然而，某些蜷缩在“角落”里的汉画作品，却囿于人们的惯常认识，长期处于被冷置的边缘状态，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书法名石上的汉画作品，即为上述被“撂荒”一族中的重要成员。在今日艺术视域之内，书法汉石可谓群星耀空、异彩纷呈。其中一部分除了精湛书迹之外，并有汉画琳琅列呈。玩索其艺术，查考其学术，辄予人以意外惊喜。遗憾的是，它们独有的价值与华彩，却被石刻文字的万丈光焰所遮蔽，乃至若许年来，一直处于某种“附属”地位而遭漠视与误读。如《西狭颂》上的五瑞图、《鲜于璜碑》上的三灵图、巩义石窟摩崖诗刻上的鱼鸟图、《麃孝禹刻石》上的鹤鹿图、《孟孝琚碑》上的三灵残雕、东汉“簿书”残碑上的守墓人像以及《许阿瞿墓志铭》、《许安国祠堂题记》、《王孝渊碑》、《郭稚文墓门题记》上的画像等等，都在这些书法名石的艺术构成中占有不容小觑的分量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