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民族性建筑的再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海翔(1973- ),男,山东潍坊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建筑风格及建筑设计,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民族性建筑是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立位置的建筑形态,经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建构,对民族性建筑的理解与价值评判在全球化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思考与认知标准。本文通过对民族性建筑流变脉络的梳理,重新审视了民族性建筑以及建筑的民族性、地方性在当今全球化社会中的内涵与意义,着力强调其中不可忽视的民族自尊与民族意识的社会性隐喻。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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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6-0109-04

      民族建筑亦称“风土建筑”,是指适应当地特有的环境与文化,为当地人创造出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形态。民族建筑有很强的历史性、民俗性、地域性,是对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民族建筑主要受地理条件、气候环境、风俗文化、历史因素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因地制宜,反映其民族、地区、时代的特点与生活理念,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它不仅是民俗生活的场所,也是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它反映着特定民族的社会观念和审美观念,因注重伦理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民族性建筑已成为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位置的建筑形态,然而,近年来经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建构,对民族性建筑的理解与价值评判在全球化语境中已产生了新的思考与认知标准。因而,当代全球化的语境,既是我们讨论民族性建筑表现形式与风格特征的基本背景,也为相关主题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及思考方法。经过一系列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颠覆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重构,建筑设计中的民族性、地方性内涵及特征似乎重获新生,引起我们的再度审视。

      一、建筑设计多元化流变与民族性建筑的独立角色

      “如果说现代主义建筑将不同条件的场址和地形地貌彻底推平,是一种技术上的姿态,那么它事实上已间接地成为现代建筑所表现出无场所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1](P147)像现代建筑技术上的强势消解掉场所特征一样,现代主义也曾经推平了对建筑文化的多样性疑虑,“强调建筑的新功能、新技术;坚决反对复古、反对建筑的外加装饰;追求抽象的几何美学原则”。这些现代派建筑的部分共同点,在当代,作为示范效应已从大城市到村镇,延续了一波同一化的匀质性建造。然而,这一短暂的同一化过程,后来被实践证明了是作为建筑更加多元化发展的前奏。

      相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建筑形式上过度强调功能与技术的表现,从50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建筑中对地域性,包括自然条件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这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建筑形式雷同与过度理性特征的一系列回应。而从6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独立和发展,除了在建筑中关注本土的、地域的文化,“民族性建筑”又重新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在新的语境之中被提了出来。

      民族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宗教信仰、家庭伦理思想和民族心理意识等深层文化心理。深层文化心理深深影响着民居建筑。同时,自然、历史、地域、经济、政治、社会、技术、文化等对民居建筑都有影响。[2](P257)根据“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民族性建筑”通常可以被理解为:由于一个民族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在建筑形态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各种文化特点,并在建筑中能够反映特定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制度、行为准则和文化心理等,是相对稳定的、历史性的状态。无论是从概念定义,还是从广泛的建筑设计实践来看,民族性建筑都在现代建筑体系中占据了一个差异化显著的独立位置。

      二、对“民族性建筑”与建筑“民族性”、“地方性”的再理解

      相对于被明确定义的民族性建筑,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持续关注的,还有更为广义的建筑设计中呈现出的民族性、地方性内涵及特征。民族性建筑的概念,本质内涵在于其社会文化属性而非建筑技术层面的属性。从民族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角度,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就文化而言,民族性建筑所具有的象征性,能够呈现出地方历史、表达民族文化认同;就政治和经济而言,建筑可以象征权力和地位、容纳族群的政治制度,体现并保持社会分区、层级关系,体现族群的经济生活形态。正是由于民族性建筑语言意义的丰富性,对民族性建筑的重视一直贯穿于建筑史之中,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以不同的方式作为回应。其中,近现代建筑对民族性的探索,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权变革。包括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22年意大利和1934年德国更严格地实施法西斯统治等,也有一些被殖民地区和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而获得民族独立和自治权,促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努力寻求一种在美学上既能够代表国家政权力量,又能够代表民族自尊的形式。[3](P234)然而,一些复古性建筑形式虽然因在形象上与旧政权相联系而被抛弃,但新的建筑在轴线对称、构图、比例等方面却没有太多的本质变化,具有强烈的纪念性特征,在形象上放弃了古典的装饰,转向寻求能够代表国家、民族传统的符号语言。新政权或民族国家的建立,出于国家认同和改造国民的需要,推动了建筑中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政府行政性建筑、纪念物和民族认同教育空间等类型建筑的建造,使得民族国家与建筑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直接的政治话语。[4](P107)

      2.对民族性建筑的另一个探索高峰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埃及、新加坡等,在政权独立之后,经济得到发展、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建筑方面,它们需要既符合生活需求、又不同于他人、不同于以往历史的选择,探求现代建筑与民族建筑相结合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他们一方面发掘并接受本土的、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建筑形式,并认为“这些文化不会成为具有侵略性的外来文化的屈从者”。[5](P7)同时,也不放弃分享现代建筑所带来的变革。

      3.民族性建筑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一种新的建筑趋势和面貌,它不同于过去那些强权政治话语下的建筑,也不同于布景式的、在“民族风格”名义下带有煽动性的民族性建筑模式,它们的目标都指向创造一种具有“场所—形式”关联性的建筑,一种有归属感的、“公众”的建筑,即建筑适合特定的环境,关注如何回应特定的场所,包括自然的地形、气候,当然也包括民族传统、族群特征的因素;积极寻求场所中自然和文化特征的转译方式,在不拒绝现代建筑先进性的同时,也不认同存在“普世文明”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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