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在周朝，实际上已基本是文官治政了。汉代的乡举里选，举选的实际上也是文官(必须精通儒学)。隋唐的科举取士，考你能不能写诗，诗写得好，便能做官，这更是典型的文官治政了。那时的西方，还是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有的还处于蒙昧时代。 在中国的文官治政时代，不做官的人在争取做官(比如参加科举)的同时也在学文。“儒为席上珍”，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力。士必须通文，文的表现形式是书法。所以，在古代中国，法律上规定士人必须书法优秀，否则不能做官。①而且按《新唐书·选举志下》所记：“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士人能否做官，首先是看其是否“楷法遒美”，即书法要好。也就是说，书法不好，你的其他条件再好，国家也不会录用你，可见书法对于士人的重要性。 其实，士人和文人是有区别的，正史上记载的就有《儒林传》和《文苑传》的区别。儒士关心的是世道人心，文人感兴趣的是诗文。比如，唐伯虎只是一个文人，而方孝孺则是儒士，但方孝孺诗文也是十分佳的。要知《儒林传》中的人大多具有《文苑传》中人的文，而《文苑传》中的人却未必有《儒林传》中人的品德和原则。所以，士人、儒林之人首先都是文人。本文为了叙述方便，统称这二者为文人。 文官治政的国家，处处讲究文化性，尤其是经过文人之手的领域，必赋有文化内涵。书法、绘画、医学、园林，甚至赌博、游戏皆然。这和欧洲的艺术以贵族气、教会精神和匠气为突出者不同。南朝陈姚最云：“若永寻河书，则图在书前……今莫不贵斯鸟迹，而贱彼龙文。”②意思是说，图画本来在书法之前产生，而现在人们反而贵重书法，轻贱图画了。而且，六朝之后，绘画就一直是向书法借鉴的，文人作画则更特别强调书法用笔。这是因为，早期绘画是工匠的事。日、月、山、水等文字本来也是图画，后来演变为文字，而文字就是文人们的事了，文人参与，发展便快，且赋予其文化内涵，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内涵。所以，书法后来居上，因为书法中的文化内涵更多。也因此，绘画要借鉴书法。 书法，当然要有一定的技巧，但文化性更为重要。所以，历代大书法家中，一是高级官员居多，二是文化修养高的人居多。因为是文官治政，高级官员的文化修养差不多皆是高的。何况隋唐之后，法律上规定，参加科举的人必须书法优秀。所以，两条可以合一，即书法优秀者必然文化修养很高。 杨守敬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尤其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他的主要精力用之于学术，他的书法还只是他学术修养的体现。 一 杨守敬书法中的文化底蕴 杨守敬的书法特点是：淳雅朴厚中显示出浓厚的书卷气。这和他书法中的文化底蕴有关。 杨守敬主要是一个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自从他二十岁时见到六严的《舆地图》一册后，便手绘成两部，决心从此献身于地图地理学。他在给“□吾”的信中说：“守敬年二十即好舆地之学，壬戌计偕入都，始嗜金石文字；庚辰至日本，又致力目录。此三端者，皆自信不随人作计，而于舆地尤始终不倦。十余年前到《隋书地理志考证》，罗君叔韫见之，叹为地理绝学，其实尚非守敬之极致也。”③杨守敬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的《水经注疏》四十卷，是代表清代研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及李善兰的算学，誉为清朝“三绝学”④。
行书《赠似椿仁兄》四条屏(戒斋藏) 在明清两代，研究《水经注》的学者颇众，明代有著名学者黄省曾、吴管、朱谋炜、赵奇美等人，在清代有顾炎武、顾祖尚、胡东雄、阎百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等人，皆赫赫名家。最有名的成果如朱谋炜的《水经注笺》、戴震参加官修的《水经注》(武英殿本)、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等等。但这些研究，主要限于版本校勘，《经》、《注》分辨，字句纠谬等“笺”、“校”、“释”、“补”、“刊误”等几个方面，至于“疏”还基本没有。杨守敬为《水经注》作“疏”，引用的书目达七百多种，可见其学识之渊博。他详注《水经注》文字之讹误、出处、源流，疏导前人的不可解或误解者，对其中有关历史之记载、习俗之传闻、地理今昔之变迁等等，无不旁征博引，一一为之疏证。例如卷三十四《江水二》，杨守敬在“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故为立庙，号‘朝云’焉”这段话后疏曰：“自宋玉以下，全本《襄阳耆旧记》，见《清宫故事》三。《御览》三百九十九亦节引，与《高唐赋》有异。《寰宇记》云：阳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吴船录》：阳台在巫山东鹤峰上。又云：自巫峡三百五里至神女庙。《元一统志》：神女祠，唐仪凤元年置。则非故庙矣。而《隋志》甑山县有阳台山。《寰宇记》亦谓阳台庙在汊川县南二十五里。今误传在巫峡中，县令裴敬为碑以正之。”可见，为了这一段话，杨守敬查阅了多少文献啊。《水经注》中还有很多优美的文辞，我们原以为是郦道元的文笔，经杨守敬指出，才知实为古人的文章，由郦摘录而已。如卷二《河水二》中有一段：“……上承北河于疏勒之东，西北流经疏勒国南……东南流经疏勒城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为匈奴左鹿蟊王所逼，恭以此城侧涧傍水，自金蒲迁居此城。”杨守敬先是指出“东西”二字互倒，当然这可能是传抄之误；接着又以《后汉书》等证明，耿恭迁居之城乃车师之疏勒城，非此疏勒国之疏勒城；又云“胡三省辨之，谓‘在车师后部，非疏勒国城’”，最后结论“郦说误也”。杨疏中指出了郦道元等人的很多错误，皆有据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