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安全

——兼谈加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辽宁,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海南 海口 570228)

原文出处: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内容提要:

在当今世界,文化权力正在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相结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强力手段之一。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成为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学习贯彻中央十七大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需要进一步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把文化安全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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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2)04-00010-04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文件精神对于加强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需要进一步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把文化安全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

      在现代思想理论界,文化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与权力相互建构的主流性看法。[1](P594)特别是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极富创见性阐释之后,文化和权力的内在联系更加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以至于“文化权力”成为人们追捧的热词和重要的研究对象。

      比如,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看来,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没有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和“纪律”,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的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越来越强化了。[2](P123—124)在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中,文化是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这种权力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都体现了社会“区隔”(difference),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3](P147—148)在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中,知识和权力的结盟成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担任着“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再具有权威话语,应该由后现代知识分子来充当阐释者角色,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4](P163—166)而在萨义德的“东方学”看来,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实质上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因而西方对于东方的强权常常被当做是科学的真理而被人们所接受。[5](P57)

      按照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文化权力属于“软权力”范畴。如果说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那么软权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6]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culture)吸引力、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7]

      从上述不同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对他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化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即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相联系,它或隐或现地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辩护者。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价值观甚至是美国的价值观当做“普世价值”四处推销,并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强化其权力话语。所谓权力话语,“指的是由各种社会权力构造和选择的话语,或旨在争取和维护某些人的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说法’。”[8](P596)这种“说法”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关注的不是“事实的真相”或者“应该是怎样的”,而主要关注“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拥有一定的文化,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权力话语。

      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凡是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一致的就是“先进”的,也就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普遍性;相反,凡是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就是“落后”的,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普遍性,必须被“改造”甚至被“清除”。从本质上讲,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利益。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权力表面上指向的是话语权问题,其本质还是利益问题。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拥有对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包括如何解读“全球化”本身,不同的利益集团具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内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看来,全球化意味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正因为这样,才会有“文化多样化”与“文化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政治一体化”之争论。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不断地维护和加强“世界美国化”或者“美国主导世界”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友不仅仅运用软权力(文化输出)来强化他国对美国话语权的认同,而且大量运用硬权力对不认同美国及其盟友话语权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击:从经济制裁、支持反对派,到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入侵(就像已经在利比亚发生和可能即将在伊朗、叙利亚发生的那样),手段多样,花样翻新。可见,文化权力正在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相结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强力手段之一。

      二

      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关系:文化权力越强大,意识形态的安全度越高;反之,文化权力越弱小,意识形态的安全度越低。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导价值体系免于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价值传统,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权力的重要性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高度关注。这种挑战既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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