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制造商责任延伸制的推行，废弃产品的回收再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Apple、Dell、富士施乐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将产品再制造纳入到公司的总体战略中，以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对这些企业来讲，需要对新产品正向物流与废旧产品逆向物流进行集成优化，实施闭环供应链管理[1－3]。与传统正向供应链相比，闭环供应链系统减少了最终垃圾的数量，并尽可能延长了产品和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在根本上降低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闭环供应链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并且随着工业领域的逐渐应用和实践，闭环供应链的理论体系也在不断丰富与演进，其中从商业赢利视角设计闭环供应链系统成为现阶段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将企业经济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应用到闭环供应链的研究中，采用博弈论、契约理论等方法建立模型，从企业利润最大化视角探讨产品回收、成员企业的合作与协调、逆向渠道设计等问题。例如，Savaskan等(2004)[4]应用博弈论分析了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最优渠道结构。研究中假定新品与再制造品无差异，主要考虑了制造商直接回收、零售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三种回收渠道结构，重点探讨了不同的逆向渠道结构对成员企业的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以及供应链利润的影响。Savaskan等(2006)[5]拓展分析了零售商竞争程度对渠道结构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制造商直接回收的渠道结构中，供应链的渠道利润取决于回收努力对返回流规模的影响，而在零售商从事回收的渠道结构中则取决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程度。Karakayli等(2007)[6]讨论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耐用品的回收定价及再制造品的销售定价问题，并针对分散决策中的效率损失现象采用二部定价合同进行利益协调。针对原产品与再制造产品存在差异时的情形，Ferguson和Toktay(2006)[7]探讨了原产品制造商面临独立再制造商的竞争威胁时的两阶段定价及再制造决策问题。Webster和Mitra(2001)[8]从政府立法视角分析了回收法律对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的影响，表明立法的作用在于引导行业结构调整，使再制造变得有利可图。Mitra和Webster(2008)[9]进一步探讨了政府补贴对制造商和独立再制造商的激励作用，认为将政府补贴分摊给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将有助于改善制造商和独立再制造商双方收益，进而推进再制造活动的开展。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闭环供应链中的定价决策、利益协调以及逆向渠道设计等问题探讨的也比较深入。例如，黄祖庆和达庆利(2006)[10]研究了再制造供应链在不同决策结构下的收益以及与集成式“超组织”结构相比的效率损失，并采用收益分享机制对制造商和销售商进行利益协调。包晓英等人(2010)[11]针对新产品和废旧产品存在差别定价的闭环供应链，分析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在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的最优定价策略，针对分散决策中的利润损失提出两部收费的契约协调机制。易余胤(2004)[12]针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市场力量，分别建立了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以及市场无领导者三种不同市场力量下的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研究了不同市场力量结构对渠道成员决策的影响。王文宾和达庆利(2011)[13]探讨了制造商、零售商和回收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中，政府奖惩机制对成员企业最优决策的影响。熊中楷等(2011)[14]针对再制造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构建了拥有专利权的原产品制造商许可第三方再制造的闭环供应链模型，利用博弈论讨论了分散与集中情形下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以及专利许可对回收再制造的影响。聂佳佳和熊中楷(2011)[15]则主要分析了需求信息分享模式对成员企业最优决策以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闭环供应链中的最优决策以及利益协调问题。从供应链中的决策主体来看，文献[7－9]主要探讨的是制造商与再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政府补贴效用；文献[4－6,10－12]研究的是“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最优决策以及协调机制；文献[13－15]主要针对“制造商、零售商和回收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分析了政府奖惩机制以及信息分享模式的影响。文献[14]针对“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再制造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探讨了专利许可下节点企业的最优决策以及利益协调问题。 上述研究中均没有考虑上游供应商这一决策主体，然而在实际中，当制造商进行产品回收再制造时，必然会减少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量，处于闭环供应链中的零部件供应商势必面临销量下滑的不利局面，显然再制造战略对上游供应商的冲击更为显著。为此，本文主要采用博弈论对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S－M两级闭环供应链进行建模分析，研究目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建立不同渠道权力结构下的S－M闭环供应链模型，重点分析供应商强势、制造商强势和双方势力均衡时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以及赢利情况；(2)比较不同权力结构对制造商、上游供应商以及供应链系统整体绩效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