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2)01－0028－08 一、前言 分工可以定义为工序的划分，或指工作分成几部分，每部分由不同的人来完成。[1]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都对分工思想有所涉及。17世纪，配第研究了制造业分工与生产率增长、成本降低和制造业集聚的关系。18世纪的魁奈、杜尔哥探讨了分工深化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斯密探讨了分工的原因、作用、受到的约束。他的分工思想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主题密切相关，《国富论》的其他内容，如论资财的积累、财富增长的路径、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以及内涵于其中的财富观、历史观等几乎都是围绕分工思想展开的。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在讨论“组织”这一生产要素时讨论了分工问题，他对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与组织、报酬递增问题结合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几乎不被提及。杨格(Young)呼吁经济学家重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杨格定理”被认为是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动态化的早期尝试。此后经济学中对分工问题的研究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杨小凯、贝克尔(Becker)等人才重新将分工思想引入经济学中。可见，分工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从马歇尔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近一个世纪中，分工思想在经济学中，尤其是在主流经济学中是被忽视的。以下是对这一现象的两种解释： 杨小凯认为分工问题是一种组织问题，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组织问题。这一转变的原因是：马歇尔缺乏处理角点解的数学技术，所以不得不将经济组织结构视为既定，然后才能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2]所以杨小凯认为数学工具的缺失导致了对分工思想的忽视。 张五常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依据，给出的解释是“《国富论》以制针厂起笔对我有大影响。斯密是实地调查后得到启发，然后著书立说的……今天的经济学不重视那间制针厂，是不重视真实世界调查的伸延。经济学者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内，搞些什么数学理论，或拿着些数字搞回归分析……皆因对世事没有兴趣。”[3]所以，张五常认为不是由于经济学家数学方法的缺失，而是其滥用，导致了分工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遭到冷落。 以上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杨小凯认为是数学技术的缺失，而张五常则认为是数学工具的滥用所致。事实上，杨小凯对马歇尔的理解有失偏颇，他仅仅强调了作为局部均衡分析主义者、经济力学主义者的马歇尔，而张五常所强调的现实观察对研究分工问题的重要性，恰恰也是马歇尔毕生认可的研究方法，马歇尔正是在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经济生物学的范式下来研究组织、分工问题的，所以马歇尔又是一个经济生物学主义者。问题在于，既然马歇尔也注重现实观察，为何他从古典经济学中所承袭的分工思想仍未被后来者继承？本文将分工思想与马歇尔的经济力学和经济生物学联系起来，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争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的形式化发展过程，这导致了分工思想被遗弃。以下论述从3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隐含在马歇尔《原理》中的经济生物学，阐明它与分工思想的关系，以及经济力学与经济生物学之间的“调和问题”。其次，回顾20世纪20—30年代的争论对“调和问题”的误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马歇尔的割裂式的发展。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二、经济生物学视阈下的分工思想 (一)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 早在1897年，海德里(Hadley)就指出了马歇尔分析中的一个缺陷：马歇尔用静态方法分析静态问题时基本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当他涉及动态问题时，其结论就难以让人信服了。马歇尔虽然认识到了应用静态分析方法的不足，但没有意识到这些不足主要发生在将静态的方法用于动态问题的分析时。[4]马歇尔于次年做了回应，并提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5]此后，这一名言一直出现在《原理》后续四个版本的序言中。马歇尔写道：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的基调是动态的。 ……假设“其他情况不变”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只是对其活动暂不过问而已。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6] 从上述引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原理》是研究基础经济学的作品，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力学上的相似性，是静态的。但静态是特殊的动态，《原理》的“基调是动态的”，它对力学类比只是给予了较大但非全部的重视，所以《原理》中必然包含一些“动态”分析。第二，经济学的高级阶段更关注现实和动态问题。生物学类比是研究动态问题的可行方法。第三，静态分析要求变量不随时间改变其特性，其目的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关注于特定的问题，所以“其他情况不变”的假设是分析的便利，而并非认为现实就是如此。 马歇尔对经济生物学的重视体现了时代特色。19世纪生物学的繁荣导致了演化思想的流行。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是其学术生涯的转折期，他从学习数学到哲学和心理学，并最终转向了经济学。学界对马歇尔的演化思想的来源见解不一。事实上斯宾塞(Spencer)、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夏福尔(Schffle)等人都对其演化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者的影响最多。霍奇逊(Hodgson)、尼曼(Niman)、汤姆斯(Thomas)、莫斯(Moss)等人强调了斯宾塞的影响。[7][8][9][10]哈特(Hart)在承认斯宾塞影响的同时，还强调了达尔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1]勒莫格斯和迈纳德(Limoges and Menard)研究了赫克尔(Haeckel)对马歇尔分工和差异化思想的影响。[12]1867年，马歇尔声称看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的夫人玛丽(Mary)提到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马歇尔随身带着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在该书中斯宾塞把演化过程分为简单和复合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演化阶段，不同的力量会影响演化的进程，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简单演化非常低级，而复合演化则较复杂，斯宾塞认为科学研究的顺序是，先研究简单的或低级的，后研究复杂的问题。尼曼(Niman)认为在这一点上，马歇尔可能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马歇尔将机械类比的方法应用于对简单演化的分析，如局部均衡的分析。将生物类比用于对复合演化的探索，如他分析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时与“森林中的树木”的类比。[8]也许经济学家的“麦加”想法从那时就有了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