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商业扩张，我国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本文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外交政策方面研究这一问题，试图说明：伊丽莎白政府外交上的成功为商业扩张创造了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商业扩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外交政策，起到了指导、扶植的作用；商业扩张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实施。 （一） 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即位时，英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局势。前任女王玛丽一世不遗余力地恢复天主教，造成了国内宗派林立，人心涣散。在外交上，玛丽一世孤注一掷地投靠西班牙，而且不顾英国人民的反对，介入了西班牙的对法战争，致使英国丢掉了在大陆上的唯一堡垒——加莱。伊丽莎白登基时，与法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在财政方面，早在亨利八世时期，国王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不惜发行劣币以增加收入，使英国的财政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货币进一步贬值，财政混乱不堪。玛丽一世时期的对法战争更加剧了这种局面，到玛丽去世时，英国的债务已达200，000镑。[①]反观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和法国，英国就愈显弱小了。除西班牙本土外，西班牙国王还统治着尼德兰、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美洲殖民地。仅西班牙本土的人口就大约是英国的2到3倍。财政上，美洲金银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英国更是望尘莫及。法国人口至少是英国的3到4倍。从地理位置上说，法国比西班牙更具威胁性。因为，从玛丽一世手中夺走加莱后，法国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上风海岸。考虑到当时的船只逆风航行还很困难，而英吉利海峡盛行西南风，英国海军时常被封锁在港内达几天或几星期这类情况，法国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危险形势，伊丽莎白政府推行了“大陆均势”政策，不但在长时间内避免了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投入，而且实现并维护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间的和平谈判在卡托——康布雷西斯进行。谈判期间，伊丽莎白想方设法在法西间制造矛盾。结果，弱小的英国非但没有投靠法西任何一方，相反，法西却为了得到英国的友谊而争先恐后。英国虽然实际上放弃了加莱，但却为重建英格兰国教会赢得了时间。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前十年，由于法国更具威胁性，英国利用各种手段维持着与西班牙的友好。伊丽莎白重建的国教会具有明显的新教倾向，为了减少天主教西班牙的敌意，她故意掩饰，给大陆天主教徒造成了一种错觉，以致于他们在呈给罗马教皇的报告书中认为：英国人势不可挡地忠于古老信仰，宗教革命只不过是少数贪婪贵族、叛教神父和冒险家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家，但伊丽莎白本人并不仇恨教会，如果她能被解除顾问们的邪恶劝谏，也许可以引导她恢复天主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也再三劝罗马教皇忍耐，不要急于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1567年8月，阿尔发公爵率领西班牙军队前往尼德兰镇压叛乱。这支军队是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的主要陆军力量，它的到来意味着西班牙军事重心的重大转移。不仅如此，尼德兰与英国只有英法海峡相隔，最近的地方离伦敦只有100海里，如果让阿尔发成为尼德兰的主人，他随时可以利用尼德兰的财富和船只进攻英国。这正如1586—1587年英国议会上议员们一致认为的：“如果低地国家被西班牙国王征服，低地国家将加封他为风和英法海峡的伊俄勒斯和尼普顿（风神和海神——作者）”。[②]这是伊丽莎白政府所不能容许的。从此，尼德兰问题成为英国外交的中心环节。1568年12月，给阿尔发提供援助的西班牙运金船到英国港口避难，在以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为首的政治家推动下，英国没收了所运黄金，试图迫使西班牙从尼德兰撤军。不久，英国北方叛乱和里多尔菲阴谋相继发生，使伊丽莎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西班牙威胁的存在，从而走上了与法国友好的道路，最终于1572年4月签订了英法布鲁瓦条约。英国签订该条约的宗旨不在于谋取与法国的永久友好，而在于给西班牙施加压力，最终恢复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1572年尼德兰革命高潮的到来改变了英国的对西班牙政策。布鲁瓦条约本来就是为了向西班牙施加压力而签订，现在西班牙在尼德兰取胜的可能性减小了，与西班牙的关系自然也要改善。同时，布鲁瓦条约作为有益但无害的工具保存了下来。既然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以尼德兰为中心而展开，随着时间推移，伊丽莎白政府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对尼德兰政策：恢复尼德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半独立地位，防止法国人染指尼德兰各省，特别是沿海地区；既要实现这些目的，又不至于使英国陷入战争或难以负担的花费。1585年之前，伊丽莎白政府始终推行这一政策，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保护了英国的独立与安全，为英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二） 伊丽莎白政府殚精竭虑地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英国。威廉·塞西尔的言论可资证明。他崇拜这句名言：“一个国家在一年和平中的所得大于战争中的十年。并坚信：如果战争最终不可避免，拖一年就增加一份对英国的有利因素，英国的国力将不断增强，军备将日益改善，而西班牙的国力则会由于应付镇压尼德兰反叛和与土耳其的战争而日益枯竭。[③]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发展明显地表现在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 16世纪前期，英国呢绒的海外销售额持续上升。但是，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因为海外销售市场过于集中在安特卫普。到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的对外贸易仍有2/3与安特卫普进行，另有1/3主要集中在法国和西班牙。与安特卫普的贸易被英国的贸易组织冒险商人公司垄断。对于这种贸易状况，威廉·塞西尔有形象的比喻：“这就等于把过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英国的贸易繁荣建立在西班牙国王仁慈的基础上，一旦发生战争，整篮子的鸡蛋都会打破。”[④] 正如塞西尔所担心的，1563—1564年，英尼发生冲突，贸易中止。在这次冲突的过程中，伊丽莎白政府和冒险商人开始了寻找新市场。他们首先把目标转向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14世纪到15世纪前期，这一地区的贸易为汉撒同盟垄断。但从15世纪后期开始，由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兴起、尼德兰的竞争以及其它非汉撒同盟的德国城市的嫉妒，汉撒同盟衰落了。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城市正努力取得与海外商人的联系。伊丽莎白政府和商人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使英国商业扩张到了这一地区。 最先开辟的是埃姆登市场。埃姆登不是汉撒同盟的成员，是一新崛起的城市。它地处德国北部的东弗里斯兰省，毗邻低地国家，但政治上不受低地国家控制。1560年在苏格兰与法国作战时，英国政府曾在北部德国安置一代理人，监督法国人在那里的行动，维持德国小诸候对英国的友好态度。此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埃姆登，直到1561年8月。在埃姆登市场开辟中有直接贡献的是厄顿霍夫。按出身来说，他是佛来米人。作为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他在爱德华六世时长居英国。爱德华死后，他逃出英国，来到埃姆登。伊丽莎白继位不久，他回到英国，建立了英国与东弗里斯兰的联系。1563年3月，在塞西尔的鼓动下，他充当了东弗里斯兰伯爵夫人与英国政府间的中介人。按照他1563年3月22日写给塞西尔的信件，伯爵夫人准备派一代理人去英国讨论“某项事务”。4月，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夸德拉声称，英国商人图谋在埃姆登建立一呢绒贸易中心。无论如何，有资料表明，到1563年底，塞西尔已正式请求厄顿霍夫帮助在伯爵夫人与冒险商人之间达成协议，在埃姆登建立英国呢绒的销售市场。[⑤]1564年2月，协议正式达成。3月23日，冒险商人的船队抵达埃姆登，运来75，000匹呢绒。埃姆登市场开通了。埃姆登市场的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英国历史学家G.D.拉姆齐所说：“如果说英国商业史上有一转折点的话，这一转折点现在出现了。事实上，英国人正有意识地拒绝重新回到安特卫普市场的请求，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在其它地方寻找贸易市场。”[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