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华大地拂起改革的春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体制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文化体制的研究比之于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要滞后若干年。记得1984年秋，当苏联东欧学会在兰州大学举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讨会”，在苏东学界正式拉开这项研究的序幕时，我国在苏联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还是荆棘丛生，荒漠一片。如果说已着手拓荒的话，那只是向纵深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记得正是在那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向苏东学界发出了研究苏联文化体制的呼吁。但呼之者众，应之者寡。何其是“寡”，简直如卵坠深谷，不闻回声。这也是必然的，预料中的事。因为我国学术界本来就很少有人从事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而文化体制史作为一门专史，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和政治体制史三者交汇的一个交叉课题或交叉学科，必须是建立在这三者研究基础上的产物。而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苏联政治体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苏联文化史、思想史上有关问题的综合研究从80年代上半期也才着手。在这种状况下，希望有多少人去响应苏联文化体制史的研究，无疑是很不现实的。但是为适应我国改革的需要，配合学术界启动的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却极需要将苏联文化体制的研究提上日程。作为一个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笔者为使命感所驱动，深感这一研究课题之重要，同时也深知这一课题的难度。因为资料缺乏，问题复杂，加上涵括时段较长，这个课题由一个人承担，说实在，是不胜其难的。可是就当时国内研究苏联思想文化史的状况而言，笔者实在找不到恰当的甘当此务的合作者。需要就是召唤，但要一下子定下独担这个课题的决心，还是难以做得到。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犹豫，最后才选定了这个课题。 那么，怎样着手这个课题，写出一部《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经历过一段苦苦的思索；对于这种难度的课题，我也曾不只一次动摇过。加上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出版的前景并不曾给我提供应有的鼓舞和动力。 但把握这个课题的思路当时是对头的。我首先从确定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和课题所包含的体系等问题着手，以期在此基础上拟定专著的框架体系。 说实在，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还很少研究。究竟什么是文化体制，对其概念、内涵如何界定，当时尚无清楚说辞。在当时的学术文献上有种种提法，诸如“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思想文化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等，说法不一。有人甚至对“文化体制”这一提法能否成立，也曾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体制这一研究课题甚至连立项仍面临困难，还有可能进行研究么？我没有被这些疑团、迷雾所困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经过研究国内外文献，经过同政治经济体制诸特点、要素进行对比分析，也通过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与一些学者研讨、切磋，我终于对文化体制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文化体制，就是依据有关文化理论和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通过执政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决策机制和程序，制订文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再经由党和国家各级职能机构和社会团体加以贯彻，这一整个体系即称之。文化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派生物或衍生物，其内涵应包括各类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档案事业等精神文化部门的领导管理体制。由于“文化”是比“意识形态”更广泛得多的概念，所以文化体制可以包容并取代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这一概念。 这样，将文化体制的内涵、概念等问题确定下来以后，《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的框架体系也便随而有了眉目。这是我着手这部专著写作的第一步。 在确定专著框架体系的同时或者稍后，我采取了第二步：突破苏联文化体制史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抓住有关苏联文化体制产生、形成、转轨变型和确立、演进、僵化过程中的重大关节问题，集中加以研究。在这中间，结合上级下达的任务、集体项目和个人自选题目，我主要攻下了下述几个难点问题： （1）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与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 十月革命后和几乎整个20年代，是创建苏维埃文化的探索时期，也是苏俄文坛派别林立，思潮叠起，竞相提出纲领、学说，以期为新文化包装、注塑的时期。特别是20年代思想活跃，政策宽松，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以其丰富的内容为布尔什维克党创建和发展新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就是对这一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列主义的科学总结。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对于深刻理解这一决议，阐发俄共（布）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针、政策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抓住20年代苏俄文化运动和这一决议，就等于抓住了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的牛耳，便于深入理解该时期文化体制的根本问题。在完成上级下达的一项任务当中，我进行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2）布哈林对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文学政策决议的理论贡献。 上述提到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不仅在整个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文艺政策文献。正如上述，由于它是对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中期整个历史时期苏联革命文化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总结，因此，它提出并科学地阐明了苏联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整套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从而成了为20年代苏联文化体制奠基的重要文件。我国《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年曾全文刊登过这一文献，以期作为我国思想文化工作的借鉴和指导。然而，就是这一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其理论渊源和制订过程的真相，却长期遭到掩盖和歪曲，仅仅把它同伏龙芝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2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布哈林1925年1月在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的其他思想言论同决议的思想加以对比分析，我发现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同决议的思想极为相近，经过进一步研究，对照同时代苏联文化界领导人和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人的文艺主张，我断定主要是布哈林依据列宁思想，创造性地奠定了该决议的理论思想。同时，经过对布哈林、伏龙芝、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在党内地位和职务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证，进一步确定，正是布哈林在制订这一决议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以前所谓伏龙芝主持制订这一决议的说法，只是苏联官方长期用来掩盖布哈林同这一决议的真实关系的迷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