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互不相同的各自的特点。拿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如此。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西欧和东欧各国走过了显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欧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封建农奴制走向解体；农奴逐步获得人身解放和自由。然而在易北河以东的东欧各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农奴制非但未解体，反而更加强固了。在英国，当封建制度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峰；这年5月19日，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规定：英国将建成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它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①]然而就在这一年，俄国的农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广大的农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后，俄国的农奴状况不断恶化，到了18世纪末，已经和奴隶无多大差别。 英国的历史发展，不但和东欧的俄国等国有显著差别，而且和欧洲大陆的西欧诸国也不完全相同。自从17世纪革命以后，英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它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迅速走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前面。 本来在古代时期，英国这个大西洋中的蕞尔小岛，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被置于地球边缘的天涯海角。当时，欧洲大陆的人，隔着英吉利海峡，只隐隐约约见到不列颠岛岸边雾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称之为“阿尔比昂”。[②]直到中世纪时，欧洲大陆的一些人还以鄙夷的眼光来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边康斯坦察召开的一次天主教国际会议上，法、德、西班牙等国的代表认为，英国不过是像丹麦、葡萄牙一样的小国家，它的代表不能与其他大国代表平起平坐；不应享有表决权。[③] 但是到了近代，英国一跃而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靠了日益富强的国力和强大的海军，它先后在16、17、18世纪击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以后，它又将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步建立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凡阳光一天24小时照耀之处，都可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旗帜在飘扬。这时，英国近代历史成了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别的国家、民族一样，英国历史也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特征之一是它的长期而持久的议会传统。早在中世纪，英国议会就已存在。到了19世纪，议会作为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发动了推翻君主专制的斗争；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没有国王、上议院的共和国。这次革命是在欧洲封建制度发生危机的坏境下产生的，它又反过来，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又复辟了，但王党分子企图将历史车轮扭转到革命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斗争，斯图亚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建立并逐渐巩固了起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体制；比起欧洲大陆和东方各国的君主专制来，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在君主专制的国度里，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在专制君主的枷锁下，忍受熬煎。法国的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把国家和他个人等同起来。那些匍伏于他足下的臣僚，阿谀地称他为“太阳王”；“太阳王”在他的凡尔赛宫，“把每个人都压制到卑屈服从的地位；他鄙视每个到他宫廷的人。那些公务人员，都不敢以他稍有异议。他还使用心计，使每个贵族都唯唯诺诺，不敢表露个性，而只厮混于奴颜卑膝的众人之中。”[④]在豪华奢糜的凡尔赛宫的阴影之下，有多少人在专制暴政的重轭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那个著名的巴士底狱“铁面人”的事迹，只是由于伏尔泰的揭露才为世人所知，实际上远比这一事件更为凄惨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专制农奴制“黑暗王国”的历代沙皇统治下，俄国千千万万农奴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叶卡特琳娜二世曾先后把约80万农民赏赐给她的宠臣作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对这些农奴加以虐待、买卖。在当时俄国的两家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新闻》上经常登载着把农奴和跑马、猎犬一起出售的广告。[⑤]在这些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人们在公开场合，只能听到对“太阳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颂德，但实际上，受迫害的千万人民，却对残害人民的独夫、民贼怀着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书中揭露，在俄国，农民过的是“带枷的罪犯的命运，被囚于地牢的囚徒的命运；是轭下牛马的命运。”他认为沙皇是“一切凶手中最凶残的凶手；一切罪犯中最严重的罪犯。”一死还不足以偿其辜，他应该“死一百次”。[⑥] 和上述这些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在近代时期，具有较大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宽松的社会坏境。19世纪革命时，摆脱了专制桎梏的人民，意气风发，发挥出巨大的创造性。弥尔顿形容当时人民热情蓬勃的精神说：“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强大的民族，像是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枷锁，奋然站立了起来！”[⑦]在言论自由的坏境下，人们的创造性充分发挥了出来；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各种见解。各种出版物和小册子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仅1645年一年，英国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⑧]后来，在复辟王朝被推翻之后，1695年，英国正式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得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像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现在知识领域，光耀夺目。 英国在政治上的相对民主、自由，不但为本国人民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在专制暴政迫害下的进步人士提供了避难所。当法国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时，数万名胡格诺教徒逃亡到英国。后来，在流亡到英国的大批人中，包括马克思、赫尔岑、奥加辽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国出版的，赫尔岑在英国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钟声”杂志，发表革命民主主义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国的专制、农奴制。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也是在伦敦成立的。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成了封建专制国家先进人士向往的榜样，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等人，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备加称道；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维新派人士把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作为效法的榜样。 英国历史发展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中世纪以来，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就比较薄弱。19世纪初，英国全国领薪金的专职官员不过二、三个人；其中还有许多是国王的家仆。也没有专职的警察；只有临时的民警；他们由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任期一年；地方长官则由士绅轮流担任。内战前，英国没有常备军，甚至国王本人都没有固定的卫队；遇到紧急状况时，国王临时能够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不过几十人；反对外国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任务，主要由民兵担任；他们由本地的士绅召集和领导。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世界上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最薄弱的国家之一。马克思曾根据这一点，认为英国有可能通过实行普选权，以和平的方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严格，阶级之间没有严格固定的界限，阶级之间的流动性较大，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近代早期，人们在讲到英国社会分为哪些阶级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异词；说法不同。16世纪末，威廉·哈里逊把英国社会的人分为四等，但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却不清楚。例如关于“绅士”，他说“绅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统，或至少因其美德而变得高贵知名的人。”[⑨]这样，就使人觉得，绅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获得。另外，托马斯·威尔逊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将英国的社会等级划分为五等。但五等之间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说：“许多骑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样富有，而且并不比许多伯爵差多少，”[⑩]这样的划分标准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社会现实中，阶级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阶级界限不严，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就较大；从一个阶级改变为另一个阶级并不困难。一个人只要经过一定努力，就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