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木枝盛（1857—1892）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与活动家。他的自由民权思想不仅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而且批判性地继承、融入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本文试图考察在植木枝盛的自由民权思想体系中，融入了哪些儒家思想？它们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并进一步探明儒家思想与日本思想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以及儒家思想现代转型的可能性与途径。 一、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旗手 植木枝盛是与中江兆民齐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 如果说中江兆民主要从事翻译、著作、编辑等理论活动的话，那么植木枝盛则更为活跃地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第一线的政治活动。他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政治组织立志社（及其后身爱国社、国会期成同盟、自由党）的领导成员，又是其思想库和主要的宣传鼓动家。1877年3月， 他在故乡高知县加入立志社。6月， 便参与了向天皇提出的《立志社建议书》的起草工作。立志社创办《海南新志》等刊物后，植木枝盛成为《海南新志》的负责人。1879年11月，爱国社在大阪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又负责草拟了《要求成立国会告全国人民书》。此后，还担任爱国社的机关刊物《爱国志林》（后改称《爱国新志》）的编辑。在1880 年3月，重组国会期成同盟时，植木枝盛作为审查委员参与了《要求设立国会请愿书》的起草工作。同年12月，国会期成同盟欲改组为自由党。自由党的名称和《自由党盟约草案》都是经植木枝盛的建议和起草而采用的。1881年，国会期成同盟为与明治政府的制宪活动相对抗，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植木枝盛被推举为该同盟宪法草案起草委员。同年8月， 他提出一份宪法草案，在当时众多的民间人士或组织提出的宪法草案中，这一草案最为激进与民主。1881年10月，自由党正式成立后，植木枝盛又负责其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社论撰写，后任编辑。植木枝盛不仅其文章极具感染力，而且是出色的演说家。在刚刚加入立志社的1877年，他就出席了34次讲演会。有时，听众多达2000余人，可谓盛况空前。此后数年间植木走遍全国各地，举行讲演会，进行宣传鼓动。1884年10月，自由民权运动遭受挫折，自由党解散。1885年3月， 植木枝盛虽暂回故乡高知县，但仍以《土阳新闻》为阵地，就社会改革问题直抒己见。1888年4月，他复出参加政治活动，离开家乡赴大阪。1889年2月参加日本首届众议院议员竞选。1890年7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但是，在他复出政治活动后，斗争态度已软化。1892年1月因旧病复发去世， 年仅36岁。植木枝盛在短暂的一生中，发表文章400余篇，讲演500余次。就其主要业绩看，植木枝盛不愧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最有影响力且极富热情的思想家与宣传家〔2〕。 然而，就植木枝盛的思想历程看，他确曾激烈抨击过儒学所维护的父家长制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道德观，指出自古以来儒学强调妇必从夫、子必从父、弟必顺兄的主张“可称专制思想的分派”〔3〕， 还谴责儒学一贯轻视妇女，并向妇女大声疾呼“你们应粉碎儒门经典中记载的怪论，因为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4〕。但是， 若从其自由民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内容考察，植木枝盛也同中江兆民一样，儒学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断裂，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走向民主主义的桥梁，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儒家“心学”则是他的人类至上主义哲学的重要依据。 形成植木枝盛的自由民权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其一是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植木枝盛11岁时即入藩学“文武馆”，开始学习四书五经。明治维新后，又在高知县办的“致道馆”（“文武馆”的后身）继续习汉学。在1875年至1877年，他第二次游学东京时，曾多次参加名为“奥宫庄子会”的学习会。该会主持人奥宫慥斋是日本江户时代晚期著名的阳明学者佐藤一斋的弟子。由此因缘，植木枝盛首先阅读了佐藤一斋的《言志四录》，以后又相继阅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和日本阳明学者的著作《藤树先生年谱》、《大盐平八郎言行录》、《洗心洞诗文》、《慥斋丛书》等。1879年后，植木枝盛又对日本的“心学”〔5〕产生兴趣， 先后阅读了日本“心学”者的著作《心学文集》、《鸠翁道话》、《道二翁道话》、《心学道之话》等。 其二是福泽谕吉等人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在1873年至1877年两次游学东京期间，植木枝盛曾读过福泽谕吉的《英国议事院谈》，加藤弘之的《立宪政体论》、《真政大意》等。他还经常旁听福泽谕吉等人组成的“明六社”的讲演会和福泽谕吉主办的庆应义塾的“三田演说会”。此外，他曾多次登门拜访西周、西村茂树、津田真道、杉亨二等启蒙学者。植木枝盛的早期论文《开化进步》、《开化二基》、《开化二基之续》，均以“野蛮”、“未开”、“半开”、“文明”等“人智”发展诸阶段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6〕。 这些论文显然表现出受到福泽谕吉等日本近代启蒙学者的影响。 其三是通过译成日语的著作，接受了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植木枝盛虽不曾出游西方各国，也不懂外文，但他尽力搜罗各种翻译著作，从中汲取法国和英国的民主主义理论，了解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和历史、地理状况。根据他的《阅读书目记》可知，仅在1873年 9 月至1874 年末，他就读过《性法略》、《合众国收税法》、《宪法类编》、《合众国宪法》、《和兰政典》、《泰西国法论》、《英国刑典》、《英国商法》、《万国公法》、《洋律约例》、《万国新史》、《泰西史鉴》、《致富新书》、《政治略原》、《经济原论》等译著〔7〕。在1874年至1875年间，植木枝盛还曾一度对基督教发生兴趣，读过在中国出版的，用汉文编写的传教书《天道溯源》、《耶稣教或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