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27日—9月3日，约25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工作者云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期间，《蒙特利尔日报》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对国际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当代史和二战史专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进行了采访。9月2日该报以《当代史学家》为题，刊登了采访全文。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下属“法国当代史研究所”的创建人，并长期领导该机构。1994年春曾在轰动法国的审判维希时代法奸保尔·图维埃一案〔2〕中以史学专家身份出庭作证〔3〕。1995年5月， 他又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向新当选的雅克·希拉克移交政权前两天，以记者姿态出现，采访密特朗，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就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发表看法。这次为行将结束的法国当代一段重要历史“取证”的采访录相在8月27日下午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上播放，引起与会各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大会期间，贝达里达教授亲自主持重大课题“民族、人民与国家”的讨论。1990年贝达里达当选为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这次在蒙特利尔改选后，在新执行局中他仍连任秘书长一职，任期至2000年。 加拿大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就当代史研究、图维埃案件、密特朗专访、民族主义及历史学家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这位当代史专家。 在回答勒勃朗对“当代史”的含义是否矛盾的疑问时，贝达里达认为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即本世纪30年代起，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史，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略，被归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并非只滞留在遥远的过去，永恒不变。在历史中过去与现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当代史研究所。”可是，怎样确定当代史的概念呢？贝达里达认为，通常我们时代的历史称“现代史”（l'histoire contemporaine），习惯以两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为上限，延至今日，这是不够准确的，他把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称为“当代史”（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作者注：在此，贝达里达没有明确如何划线分期。但是由他主编的、在蒙特利尔大会图书展上首次面市的新书《1945—1995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一书中，著名的法国现代史学家罗内·雷蒙则把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历史以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线分成两部分，整个19 世纪归于“现代史”，20世纪以来归“当代史”〔4〕。 接着，贝达里达教授进一步回答当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即如何在缺乏档案的情况下，在缺少时间距离以评价事件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他指出，“在法国可查阅的公开档案的期限已经从50年改为30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资料来源：“已发表的回忆录、新闻传媒、当事人的口头证词……”。至于时间距离，贝达里达认为（对当代史来说）有利有弊，距离近（与事件）是有利的，但不可能深入到问题中去则是不利的。他还指出，有时时间距离会使人在评价历史时产生错觉。他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为例加以说明。“在事件发生两个世纪以后，1989年的纪念活动引出两种看法：一种极力赞扬人权宣言的伟大业绩，而另一种则谴责那是极权制的先兆”。他本人认为不应一概而论。他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后来就是大恐怖。他从这个事例看出：“事隔两个世纪再作评价并不能保证更切合实际。” 谈到这里，勒勃朗接上另一个话题：“过了50年似乎也不足以使法国理清1939年至1945年间与纳粹合作问题的千头万绪。”他要求贝达里达教授谈谈法奸保尔·图维埃案件，该犯因屠杀犹太人罪于1946年被判刑，却能逍遥法外、长期藏匿，直至去年才被真正绳之以法，原因何在呢？ 贝达里达承认，图维埃在缺席审判后，又成功地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了25年，过了刑事时效后才露真身，“是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同谋网的保护”。1970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特赦了图维埃，只保留了某些较轻的惩罚，如禁止他在某些省区居留和剥夺其父系财产继承权等。“这在当时是一桩丑闻”，而社会上则对此案表示不满和愤慨。自那时起，要求对图维埃以“违反人道罪”进行不受时间限制的起诉活动就开始了。于是图维埃再度藏匿起来，直至1989年才在尼斯天主教完整派〔5〕的隐修院中将他逮捕，经过几年调查取证，于1994 年把他再度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回答记者关于历史学家在此案中出庭作证的问题时，贝达里达说：“这至少在法国是第一次传唤历史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应法庭的要求，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研究为依据向法庭阐述维希时期的背景状况〔6〕。 贝达里达特别谈到图维埃所在的保安队的性质：“这个准军事化的组织是维希政权建立的，以追捕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为目的”。这样一个组织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如何，能否确认是纳粹的“帮凶和工具”？作为二战史专家，贝达里达肯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可以认定保安队逐步沦为盖世太保的拙劣仿制品，盖世太保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宣布为犯罪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