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对共产主义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他们抱着种种偏见对俄国革命的前因后果问题，做了大量文章。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俄国问题持的偏见有所淡化，研究方法及视角有所变化。对很多问题的阐述更为具体和全面，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正确估计西方史学界这方面的得失，把握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西方苏联学的认识，对我国学术界不无借鉴意义。 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不仅注意研究俄国三次革命问题，而且对维护十月革命问题更为关注。俄国国内战争和红军建设、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战胜国内外敌人原因等问题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学者竟相推出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评述。 国内战争与红军建设问题 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和红军建设过程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史学家埃·伍德《俄国革命》（伦敦1979年）一书指出，“布尔什维克提出全体人民维护革命的概念模糊不清”。美国史学家姆·别尔德热承认有可能将旧军队改造成革命力量（参阅《苏共历史问题》1979年第9期）。 尽管有些学者承认资产阶级军队已四分五裂，但仍断定工人不是能够保证革命胜利的“军事力量”。 一些保守的西方史家歪曲苏维埃国家“仇视一切现存制度”（参阅《军事干涉的限度》伦敦1979年）。这种解释派生出“革命输出”的说法，如英国史学家德·埃里松《苏联统帅部》（伦敦1962年）一书认为，红军作为“革命的剑与盾”的政治军队，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军队似乎是向其他国家“革命输出”的工具。 当代西方史学家否认红军的阶级性质，如德·丹恩《士兵和社会变化：关于史学和军事社会学的比较研究》（贝克斯菲尔德（加利福尼亚州）1975年）等著作怀疑加入红军的志愿原则，并认为吸收沙皇的军官出于无奈。他们断言，新军队志愿原则只能导致建立无政府和无组织的力量。 前苏联学者夫·普·维尔霍斯《十月革命中的红色赤卫队》（莫斯科1976）、斯·阿·费久金《十月革命和知识分子》（莫斯科1968）等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形成的复杂过程，明确指出红军的阶级性质，认为党吸收旧的军事专家加入红军是正确的，这些人对工农军队的建设有贡献，强调了红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己的工具，是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保证。 德·麦克（列宁和俄国革命。（伦敦1970年）、勃·德热拉维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沙俄对外政策》（伦敦1974年）等书，尽管承认军事委员制度的有效性，但作了很大保留。在承认军事委员会在红军中的实际作用的同时，力图说明军事委员的高度战斗力是因为受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严密监督。埃·卡尔《1917—1923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68年）一书将红军的国际主义活动视为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政策的例证，带有某种“大俄罗斯主义”的色调。 一些当代西方史学家对红军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作用，认识上有一定变化。如《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前奏》（伦敦1974年）一书认为，“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常是国内战争时期唯一起作用的群众性组织”。关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原因，有两种主要观点，勒·考昌《俄国现代化建设》（伦敦1962年）和伊·兰泽《危机中的探索》（剑桥1969年）认为武装干涉是因为俄国局势混乱，协约国帮助俄国人民恢复秩序，这种观点拥护者甚少；另一种认为俄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被解释为上层军事政变）是国内战争主要原因的观点倒是经久不衰。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在西方再版8 次的勒·科钦《当代俄国的建立》（伦敦1970年），该书强调布尔什维克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和国内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还有人认为，苏维埃政权和雅各宾政权相似，都是少数人专政，这就使政治冲突升级为公开的内战（参阅《苏联研究》1968年第20卷第1期）。 阿·林捷曼《俄国革命》（伦敦1968年）一书则提出布尔什维克是势力不大的党派，同强大的对手做对，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战争。 西方史学家极力从法律上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的对手开脱，认为这些人是俄罗斯“王朝正统主义”的忠诚拥护者，“王朝正统主义”是指革命前俄国国家法律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整个体系。常常将反革命活动作为民主捍卫者和“自由主义斗士”反对布尔什维克篡权者的正义举动。阿·简克《在独立道路上的顿河哥萨克。（载。斯拉夫研究》加拿大1970年第12卷第3期）一文中， 将国内战争解释为俄国政治舞台上“离心”力量和“向心”力量的角逐，国家各地区分立主义情绪与奉行“建立统一强国”原则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强调民族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内战的首要原因。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力图将俄国不同民族和部族争取“脱离中央政权”的怀抱视为国内战争的基本原因，特别强调乌克兰民族主义是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将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克星，力图使人们相信，乌克兰国家独立理想一直在强化。在西方学者笔下，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弗兰格尔将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卡列金、克拉斯诺夫是国内战争中重点描写的人物，尤其是对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兴趣，赞美此人承担起组织协调和招募军官的主要任务，并同米留科夫和反革命政党与组织的其他要人建立起联系。有时也称道弗兰格尔“考虑政治周全”，而对白军一般参加者一笔带过。 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国内战争初期严重缺乏白军官兵，如普·克涅兹《1918年俄国内战》（洛杉矶1977年）一书认为，俄国多数军官因饱爱与同盟国连年战争之苦，不愿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内战，不赞成白军上层必须继续同德国作战的主张。德·福特缅《俄国内战》（伦敦1967年）一书，将卡列金的失败视为两代哥萨克冲突的结果，老哥萨克拥戴卡列金反布尔什维克的计划，而年轻哥萨克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意味着和平并可以返回家园。作者承认“当1917年12月10日顿河罗斯托夫发生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城市起义时，卡列金的哥萨克下属竟拒绝参加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