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在欧洲历史上通常把18世纪称为“启蒙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积极宣传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发动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使人们的思想开始从传统偏见、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上做了准备。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各种哲学和政治理论，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也促进了欧洲史学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证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过程中，为史学领域注入了一系列新观念，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丰富了欧洲史学理论的内容。 启蒙时期的欧洲史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传统的史学观念，开史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宣扬的宗教迷信是对人的理性的蒙蔽和禁锢，勇敢地向宗教势力和荒诞迷信进行挑战，摧毁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开创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是启蒙思想家们的一个共同任务。为从历史的角度完成这一任务，当时的历史学家们一改过去对上帝歌功颂德的风气，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基督教会。 尽管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在清除中世纪欧洲史学中的荒诞迷信，陈腐陋见和推翻以教会史为中心的史学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试图把史学从天上引向人间，但历史学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们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运用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以理性作为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对以往的一切历史观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价。宣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上帝从历史中被排除，统治西方史学界这一千多年之久的神学史观被彻底推翻，最终完成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使史学世俗化同神学史观决裂的过程。此后，史学家们开始用人们的天然意向、利益及其欲望、偏见和错误，来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成因。理性史观代替了神学史观。在这种史观的支配下，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对这种进步的研究成为启蒙时期史学家的主题。 二、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重视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进入18世纪后，随着欧洲社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联系的加强，要求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们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提出了新见解。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不仅是国王和英难们的活动舞台，应首先是文明史和人类史。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方面，人类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教训，都应成为它研究的对象。历史应通过对过去各方面的研究来表现人类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因此，他们把广义的文化史、风俗史和人口史等都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并开始认识到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伏尔泰的贡献最大，他最先把文学史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开西方文化史之先河。伏尔泰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当只写国王们的历史，也应写“仆人们的历史”[①]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风俗、法律习惯、道德、科学、商业、农业、财政和人口上来。在被西方史学界推崇为近代第一部历史著作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伏尔泰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为路易十四作传上，而是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全面地阐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情况，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事件、国家政策、财政问题、司法制度、特别是科学文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功地描述了法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精神风貌。在书的导言中，伏尔泰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②]在这部历史中，作者将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③]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了历史应有的地位上。 由于意识到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某些启蒙史学家的历史观点中还萌发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在研究导致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因时，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社会是受“一般精神”所支配的，“一般精神”的变化促成了社会的演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所说的“一般精神”就是地理环境、宗教、法律、风俗习惯、施政的准则和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他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的彼此联系，构成了每个国家或民族的“一般精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由于孟德斯鸠的“一般精神”中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因素，即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既有精神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孟德斯鸠在探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甚至在个别地方还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社会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的第6卷第30、31章关于法国君主制形成的论述中，他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论述了自由土地变为封建采色的过程。并措出，由于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配不均和继承方法上存在缺陷，造成了封建割据时代的长期内战和动乱。这表明，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是在法国君主制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因素。 三、提出了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 早在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力学的发展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发现，当时的一些先进思想家就试图将自然科学据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原理，运用到社会研究方面，建立一种既包括物理现象也包括社会现象的科学思想。他们认为，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着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和利用的。上述思想对启蒙时期的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他们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重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研究，主张从总体上来把握历史，写作“带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意大利的维柯是近代西方最早认真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耗尽其毕生精力的宏篇巨著《新科学》一书中，维柯写道，他要向人们揭示的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而是想“展现一些永恒规律的思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之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⑤]维柯认为，各种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表现，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大体相同的阶段和道路。他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方式、风俗、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后，把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由并没有历史的原始野蛮状态，经过神的时代（国家出现的时代）、英雄时代（封建贵族时代）、而最后到达人的时代（人民共和国、“人道王朝”和理性的时代）。只在到了人的时代，才能实现政治民主、公民权力平等和科学繁荣。但是，人的时代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自行瓦解，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周期性运动。这就是维柯著名的“历史发展循环论”。但他的循环论与古代希腊和罗马循环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每一个新的周期运行开始后，并不是第一次周期运动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比前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的，是一种渐进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两者只有形式上的重复，并无内容上的契舍。“固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