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22年埃及学诞生以来，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作为埃及学的构成环节之一的年代学问题，虽然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仍然还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令人接受的古埃及历史年代的纪年，特别是其早期的历史年代，各家的断代时间差异甚大，让人无所适从。至于古代埃及历史的分期问题，由于传统影响的根深蒂固和欧洲中心论的歪曲，也并非得到完满的解决。因此，全面地掌握古埃及年代学的发展和新的成就，科学地解决古埃及历史的分期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进一步完整地揭示古埃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加强和提高我们的古埃及史研究水平的重大问题。 一、古埃及年代学的特点及其断代的依据和方法 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历史年代的纪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及其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年代。所以，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其一定形式的历史纪年法。所谓年代学，简单地说，就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时间的计算方法，或者说，排列时间顺序的方法。对于研究历史而言，年代学要按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先后，或者时间的间隔，排列出事件的发展顺序及其相对或绝对的日期。当然，除了历史学之外，天文学、地质学、古物学等许多学科也离不开年代学。 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令人头痛的是，历史事件的年代记载和时代的划分往往不统一。同样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朝代，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年代纪年或者不同的时代长短，特别是时间越早，断代的分歧就越大，往往相差数十、数百甚至数千年。我们以古埃及第一、二王朝的时间为例，可以看出各家不同的时间断代和纪年： 布雷斯特德（Brested）： 公元前3400—2980＝420年 霍尔（Hall）公元前3500—3190＝310年 韦戈尔（Weigall） 公元前3407—2888＝520年（519？） 德利奥通（Drioton） 范迪尔（Vandier） 公元前3197—2778＝419年 休厄尔（Sewell）公元前3188—2815＝373年 弗兰克福特（Frankfort） 公元前3100—2700＝400年 海斯（Hayes） 公元前3200—2780＝420年 爱德华兹（Edwards） 公元前3100—2686＝414年[①a] 不仅早王朝时代，即便是古王国、中王国甚至新王国时代的年代学，往往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古埃及的年代学至今仍困扰着埃及学者和古埃及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何以如此？ 原来，古埃及的历史纪年既与现今流行的所谓基督诞生纪年不同，又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纪年相异。在古代埃及，历史的纪年并不是以某一事件为起点，系统地长久地延续记载下来，而是以某一国王的暂短统治时间为单位，以其某一突出或重要事件为依据，单独地或系统地记载年代。例如，我们在《巴勒摩石碑》上可以见到某王朝、某王、某年的“两地统一”，“登极”、“祭荷鲁斯”、“塞德节”等等的记载。从碑文上的第二王朝起，我们常常看到某王统治的第×年的第×次的“计算”（“清查”），即通常的二年一次的对土地、牲畜或黄金的清查。此外，在某些文物上，往往也铭记了国王的重大行动或成功的事件。如第1王朝登王的一件象牙板铭文，记录了“第1次击杀东方人”的事件。在新王国时代，摩塞挡案中保存下来的租用女奴和土地买卖的契约，分别标明阿蒙霍特普在位的×年×月。在西底比斯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宫废墟中发现的一件陶器器皿上的标签，注明的日期可以表明他的统治年代至少到他即位的第38年。[②a] 除了碑铭、文物外，在神庙墙壁上，墓铭传记中，法老的告示以及其他石刻和纸草上书写的王名表上，都可以见到各种年代的记录。特别是新王国时代编纂的阿拜多斯王名表、萨卡拉王名表、卡那克年代记以及都灵王名册等记录了某些王朝的国王名字及其在位年代。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详细地记录了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远征亚细亚的编年史。 古埃及周边国家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以及在埃及保存下来的邻近国家外交关系的档案材料也提供了有关年代学的某些重要依据。在埃及南方的努比亚地区发现的某些法老的铭文，记录了埃及人不同时期入侵努比亚的年代。亚述的里木（Limmu）纪年法，即以“名年官”的年代记年，提供了亚述王萨尔马纳撒尔一世大致与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等王为同一时期的纪年，因而由此还可推测出其曾祖父阿淑尔·巴利特是埃及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同时代人。阿玛尔纳档案库保存了埃及与西亚国家外交关系的档案，其中，第26号书简是米丹尼的图什拉塔（Tushratta）给埃及王后梯依的表示友好关系的信；第74号和其他一些书简涉及了毕希罗斯国王赖布·阿狄向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求援申诉的内容。[③a]这些外交档案对研究上述诸王和王后的活动年代，无疑是提供了确凿的年代证据。此外，在赫梯和埃及分别保存下来的《赫梯王哈吐什尔与埃及王拉美西斯二世同盟条约》，一开始就标明了条约的签订日期是拉美西斯统治的第21年冬季2月第21日。
